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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来稿:论全球民族

www.creaders.net | 2007-01-22 14:32:48  万维读者网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一、

据统计,欧美白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高,然后就逐渐衰退。正如俗话所说的,“升官容易,做学问难”,因为受到提拔的机遇可以使庸人一夕成名,而人的学问有丝毫长进却需要长期的努力。内在萎缩更是外在扩张改变不了的颓势,而且最终导致外部萎缩。果然,半个世纪以后,非殖民主义运动就出现了。可以预测,白种人在全球人口中的人口比例,还将进一步下降,从而恢复“历史上的常态”。欧洲文明作为一种技术魔法,一旦被其他民族运用,同样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奇迹和精力,这即使需要几百年时间以及诸如“消化过程”等附加条件,但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充分具备了……

正确的人种比例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全球民族像是一股天籁即将蜿蜒而出,离开地下洞穴,驰往新的天体,响起出征的衷心赞美。这确实超出今天的想象,但记住,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会彻底改变,即使在未来的人们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今天出现也常常令人震惊,例如,我们自己的衰老和亲朋好友的死亡。即便始终如一的“我”,也每天都在新的形成中!而正是那些愿意改变现状的人们,其先天因素与后天遭遇所合成的命运,迫使他们干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不仅是自我满足,而且满足了世界,从而摇撼了历史、推进了文明。

所以,全球民族一定会出现,他们可能是现有种族的不同比例的混血,就像印度人和南美人那样,是灰色的民族。那时候,金发碧眼的少数民族将作为人类保护地的稀有品种受到珍藏,而纯粹的黑人也将像现代美国社会那样稀少。至于同性恋,那是生存欲望下降的结果。缺乏生存欲的人,生殖欲就会下降,也就不再充满权力欲了;生存欲强烈的人才会有“坚强的意志”,不仅是意志坚强,而且是“具有侵略性”。这样的人为了达到想象的目标,可以抑制甚至减低生存的欲望。但他不会为了意志的满足而抛弃生命本身。“有献身精神的人肯定有权力意志,尽管常常表露得十分隐晦:即使是科学上的献身,其追求成功的愿望也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所谓好胜心,正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正是献身精神的真实基础。”而所谓优胜者,无非就是那位有幸最后退出角逐的人,这意味着他必须比别人承受更大的压力与牺牲。

一个民族得以成为整体的秘诀就在于“心甘情愿的等级制度”。房子之所以能建造完成,就在于有上下左右:必须有甘居底层的,高层才能挺拔稳固。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像现在的支那人这样,你追我赶同样的欲望,竭力蜂拥到同一跑道,全球社会要不混乱瓦解才是奇怪的。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功能不是基于复古,而是需要开创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全球制度不得不容纳作为区域居民的支那人的国民性,而不是像日本留学生周树人(鲁迅)所宣扬的那样“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典型的“削足适履”,说得严重一点,在客观上适应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需要,后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血腥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喧嚣里,得到贯彻。当时的中国,国难当头,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改造自己的国民性,而日本的入侵迫在眉睫,“改造国民性”的喧嚣足以搅乱中国。毛泽东后来大力宣传鲁迅精神,可能是因为他像鲁迅代表了日本一样代表了苏联征服中国的企图,而心有戚戚焉。须知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就在于他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而不在于他能够不断改造国民性。事实表明,调整战略比改造国民性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

二、

“技术”只是实现“愿望”、遂行“愿望”的手段。要是没有“愿望”,怎么会有“技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例如现代中国的病症不在于没有“技术”,而在于缺乏“愿望”:或是有愿望,但是并不强烈,只有声明,没有行动。要是缺乏行动,人怎能掳获生活?古老的动物以中古的精神在追求现代化,能得到四个圆满?而新精神的产生,却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重大的危机成为创造之源。创立全球政府、促进世界一体、推动民族同化、让中国文明模型的世界意识倾向重新抬头……以及新的全球民族像“汉人”或“罗马人”那样诞生并成长为不可救药的费拉民族(在生番[原始民族]、熟番[文化民族]之后的[烂熟民族]: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可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却是道德一体化的复归。政治之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诚然立足于二者调和的基础上,但政治的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空只能有一个(艺术或道德)占据上风,或是艺术,或是道德。对现代世界而言,随着技术的爆炸,道德对艺术的规范作用正在与日俱增。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新道德规范、新行为方式的系统诞生。在全球文明一体化的意义上,一个道德的营垒毕竟比一个无道的商场更为安全。何况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军事事务与文化事务也并非格格不入,它们有时相克但有时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在锻造全球一体的营垒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文明,是配套的……当精神价值的崇拜,部分代替了肉欲的满足,方能彻底缓解现代世界争夺生存资源的紧张状态。营垒本身并非停留的目的,而是类似《圣经》“过红海”、“在旷野”、“入迦南”等运动的工具。正如在人类的世俗历史上,出非洲(类似埃及)、在欧亚(类似旷野)、入美洲及澳洲(类似迦南)。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创立全球政府、实现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营垒是压舱石,“以不变应万变”,把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带入全球一体化的安全地带。

营垒的战略在于轻装: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这是赠给自新者的金玉良言,是不同领域中的共同座右铭。这圣功不是欧洲人所谓的“综合”,因为它的前提并非“分析”。分析的时代,不过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欧洲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毒虫四起的乱世,才崇尚分析的利器;但分析不是智慧的途径,正如综合不是获救的道路。惟有贯彻到底自我舍弃的圣功,方能激发历史的觉醒;整合破碎的海岸线,弥合直线划分的国家版图,那是由欧洲海盗的随机扩张、生硬撕裂而成的。要从欧洲殖民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就要和我们今日所习见的一切告别,如此巨大的文化沧桑以致根本无人相信它会来临,无人相信现代世界的文明框架终将和古代的嗜血偶像一样垮台。但这终究会发生: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作为主权国家的理论基础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除少数专家外再也无人问津……因为分析哲学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的狂暴痉挛终于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韩非的思想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坑埋秦俘、火烧阿房、发掘秦陵过分残酷,更有劳动人民雇佣的秀才们愚蠢地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这些惊天动地的暴行完全是嬴政平定六国的翻版,对摧毁秦人的精神其实必不可少,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答复和了断。

三、

近代中国哲学史家中最具全球眼光的冯友兰,在其为美国学生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的第十六章“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中,以一位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指出:有句话说“历史决不会重演”,又有句话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也许含有全面的真理。从中国的观点看,在国际政治的范围内,当代的世界史以及近几百年的世界史就像是重演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史:秦统一前的政治状况。这里用world(世界)翻译中文的“天下”,“天下”的字面意义是“普天之下”。有些人将“天下”译为empire(帝国),他们认为,古代中国人称为“天下”者,只限于中国封建诸国的范围。但是我们不可把一个名词的内涵,与某个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这个名词的外延,混淆起来。就外延说,它限于当时的人所掌握的对事实的知识;就内涵说,它是个定义的问题。举例来说,古代汉语的“人”宇,当时所指的实际是限于中国血统的人,可是并不能因此就在把它译成现代汉语时译作“中国人”。古代中国人说的“人”意思,确实是想指人类,不过当时他们对人类的了解只限于中国的人。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不过当时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

从孔子时代起,一般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家,就开始考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所以秦朝的统一中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今天在我们心目中的统一全世界。秦朝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天下政府之下,只有若干短暂的时期是例外,大家都认为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况。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但是近几十年来(指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的几十年),中国又被拖进一个世界,其国际政治局面,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相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已经被迫改变其思想和行动的习惯。在中国人眼里,这无异于历史的重演和退化,结果造成了现在的苦难。

传说仓颉造“中”字,就用“指事”方法;而“国”字则是“会意”:指四面围起来的“或”(古通“域”,系站在土地边拿戈之人),即圈起来的土地。“国”,古指都城(见《礼记·杂记下》),但多指地域,如王维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但仓颉非笨伯,圈起来自有他的道理,所以早先是指的侯王封地(见《汉书·地理志下》)。中与国,用两字以偏正组成一词为“中国”,原本为首都或中原地域之意。所以“天圆地方,国在中央”,“中国,京师也” (《五帝本纪》)。又,据“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大·小雅》)、“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蛮夷猾夏”(《尚书·尧典》,郑玄注:猾夏,侵乱中国也)、“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天官书》)、《晋书》“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指魏)、《明实录》“伏维北京,南俯中原”(古视豫州为九州之中,故称中原,见《出师表》“北定中原”)等典籍,可考证:古时所谓“中国”,即中土、中原、中洲、中夏、中华之意,实指地域。用为“祖国”,可,但并非近代欧洲意义的“国家”称谓。

这种传统看法虽然否定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国际法地位,但结合冯友兰的著作读起来,却有一种意外的效果,它提请人们注意:一个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人造的“天下政府”(汉朝),可以制造出一个相应的“汉族”;所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努力创造一个“中华民族”。而日本人也曾经试图在朝鲜、台湾、满洲等地,创建一个个次等的“大和民族”;因为“大和民族”这个概念就是“高度混血的民族”(而“日本”和“朝鲜”这两个名字,也都是从中国人从自己的方位去称呼“东方地区”的,例如朝鲜意为“朝日鲜明”,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国既然能够如此,这对当今世界就产生了一个提示作用:全球政府也将完全可以通过长期的驯化创造出一个“全球民族”的!

正如冯友兰指出的,春秋作为“封建时代”,不仅个人行为而且各国行为都受到礼的约束,其中有些礼适用于和平时期,有些礼适用于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遵循的平时和战时的礼,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国际法。在现代,国际法越来越无效,一国进攻别国却不宣而战,一国的飞机轰炸别国医院,装做没有看见红十字。在春秋战国时代,也看到相似的“国际法”无效的局面,这就是礼的衰微。春秋时代,还有人尊重国际的礼。如《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宋襄公亲自指挥宋军,当楚军正在渡河的时候,以及楚军渡了河还未排列成阵的时候,宋军司令官两次请求襄公下令攻击,襄公都说“不可”,还说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结果宋军惨败,襄公本人也受伤。尽管如此,襄公仍然辩护他原来的决定。还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宋军司令官恼怒地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但是宋襄公所说的符合传统的礼,代表封建武士的骑士精神;宋国司令官所说的代表礼崩乐坏年代的现实。冯友兰认为,今天各国政治家用来维持国际和平的方法,与春秋战国时各国政治家试用过而未成功的方法,何其相似。注意到这一点是��腥さ模彩橇钊松テ摹@纾��年在宋国召开过十四国““弭兵”会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后来,将当时的“天下”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东方归齐国控制,西方归秦国控制,公无前288年齐王为东帝,秦王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各国之间也有各种联盟。战国时代,联盟归结为两大类型:由北而南的“纵”,由西而东的“横”。当时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其中的秦国最富于侵略性。纵的联盟是六国对付秦国的,由于秦国在最西,六国分布在东,由北而南,故名合纵。横的联盟是秦国与六国中的一国或数国结盟以进攻其余国家,所以是由西而东地扩张,故名“连横”。冯友兰认为,秦国的政策是在六国内广泛运用“第五纵队”的战术;我们则认为,这是国际融合集团的创世纪活动导致的。

在我们看来,秦国虽然平定了六大主权国家,却没有能够成功建立一个融合六国民族的“秦族”,虽然秦的威名远扬,使得欧洲人至今称呼中国为“秦国”(CHINA),但我们不希望“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被误解为“秦国文明整合全球”。况且最后整合六国民族为一个民族的,不是秦的二十年,而是汉的四百年。从集权的汉朝政府创造了集权的汉民族、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创造了拉丁民族、四分五裂的印度帝国创造了四分五裂的印度民族、回教征服者创造了今天五方杂烩的阿拉伯民族,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全球政府一定能够创造出相应的“全球民族”,和全球通用的语文,就像古代的拉丁语、汉语、阿拉伯语和现代的西班牙语和英语那样。

四、

文明与种族不仅并不等于,而且经常是相反的概念。而不像二十世纪主权国家横行霸道时代的人们所臆想的那样,是两个互通的概念。种族是生物学概念,文明则是人类学概念(不是“社会学”概念)。一个高智能种族可能并不开化,而一个低智能种族可能却是文明的;因此把种族观念硬套到文化上及社会上必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及纷乱。新的全球民族(国际融合集团)的兴起,只能作为新的全球文明兴起的必然结果而出现于世界历史的熔炉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既不是一个新种族,也不是一个新种姓,更不是一个新帝国。

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兴起的条件、代价是什么?是听起来未免有点严酷,看起来未免怵目惊心的“全球自新”。这使古代的“民族迁徙”相形之下成为孩子们的游戏。现代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供候鸟们搬迁了,因此,就地清洗旧的,通过新的全球融合集团以造成新的全球民族,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1、新的全球融合集团的成员必须坚信:唯独他们的行为方式及道德规范才能为世界历史开辟一个新的局面,才能挽救“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危机。他们不但要“坚信”,更要去“力行”;用狡计、无畏、热血、贪婪、公正、道义心、自我牺牲等等作为力行的可靠武器。

2、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即作为“中国文明的产物”,它的影子刚刚在我们的心目中出现。它若成为世界文化的核心,就必须保持稳定状态。很难设想,一个核心不能保持稳定与紧密团结,它的附着物与非核心部分──全球民族──怎能集中、生长?

3、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应该大力弘扬纪律、训练、条理化,总之,应保持高度的紧张与压力。它的目的是,使这个未来世界的核心愈来愈坚强,具有愈来愈大的反压抑力量。唯有如此,它才能完成团结世界、一统天下、创造全球民族的天命。

4、中国的后现代化过程──从根本说来不是反传统的,而应而应做一个调头(U_Turn),沿着中国文明两千年来的道路继续前进:压制并规范人的个性、限制其自我表现于文化范围之内。中国的后现代化过程,说穿了就是用现代的科学观念及其技术手段为强力工具,继续强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趋势,并将其领域从现在的中国扩展到“未来的中国”也就是整个地球。尽管在自新的全球融合集团运动及其创造的全球民族与全球文化(而不仅仅是全球文明体系),很可能会出现若干反传统特点。但我相信,其作用是在新的全球融合的高度上,更好地发扬“中央王国的传统”。

5、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趋势将作为一种永恒的秩序不变地保持下去。我的意思,是指明未来全球融合集团将有这样一段历程。

6,千百年后,这一秩序也会过去。但在此之前,为了安慰未来的战士,在经历了一段痛苦而又充满了创造精神的混乱期和无政府状态后,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形成,必有一个更为强大及有效率的统治秩序应运而生,这已被历史证明过了。

7、按照这个判断、新的全球融合集团的领袖们应该施行两套方案:一套对内:尽力培植道德精神与秩序;一套对外:尽力鼓动艺术精神与颠覆。要使这对内、对外的两套方案并行不悖,还要相彰相益──使外人羡慕中人的道德与秩序,使中人鄙视外人的艺术与革新。全球融合集团的精神,需要多大的才干与谋略!类似任务的规模,是古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还没有经历过的。

8、两套方案,将使“中国”益强而“外国”益弱,最后则全球政府、全球民族、全球文化不难形成。这是比任何物质上的现代化都更有决定性的转折。
9、要培育这样一个高效率统治集团,其第一步就是组建全球民族的坯胎──全球融合的文化阶层,这就是未来意义的全球士大夫阶层。超越国籍和族别的全球政府,就是从全球融合集团从这一精英沃壤中卓然升起的。

10、全球政府不仅要消除军费、从而真正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品质,且要利用现代技术使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得以巩固,使新的全球民族有效凝为一体,哪怕那是一种灰不溜秋的“超级印度人”甚至棕色的“超级南美人”:以便作为未来太空活动的坚实基地。而这一切又需要一个核心中的核心、精魂里的精魂──这就是“中央王国的天子之光”。

11、唯有朝拜天子之光的向心力,才能保证新的全球融合集团恪守自己的道德,凝聚自己的反击力量,少受外面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之诱惑,不浪费自己的力量──坚定地、艰难地走向充满危险的世界秩序。

12、这种严格区分内、外(即“全球中枢”与“全球各地”)的差别战略是如此重要。为其实现,需要一个奉行超级道德、拥有最高效率的融合集团。为了全球融合的目标,必要时不惜诉诸战争,就像罗马共和国各个击破并完全平定了彻底腐败的主权国家,因为文化战的主人才是新文明的核心,是新的“中国”、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全球民族与全球文化的真正生命线。

正如法国人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年)所说,“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这个道理不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是畅行无阻的,只是游戏规则略有不同罢了。

五、

经典也好,人才选拔也好,都与教化、教育密切相关,而中国文明恰以重视教育和教化著称。早在其他文明处在神权政治的时代,西周的中国就设置了非宗教性的学校,制定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过后不久,春秋时代民间也逐渐兴办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在先秦,教育内容并不是“六经”,而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同时,“六经”也被称为“六艺”,可见其世俗化程度深入人心。
世俗的国民教育,在古代中国特盛。在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以同样的社会教材与同等的精神规范。以社会的治理之道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结果造就了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因而形成了所谓“中华意识”这统一的心理、无形的纽带。这也许替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先驱的样板。全球规模的埃及人、巴比伦人、拉丁人、汉人,也许正在我们的观照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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