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明天！（连载之17）

第十七章  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此！

所有政治问题因为牵涉到政权的根本，中共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思想理论，不容外人置喙，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或可理解。于纯科学、纯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也非要一意孤行不可呢？

1955年，毛泽东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提出“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此后5年，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并判极刑，各地展开了捕雀运动。

科学家则提出不能消灭麻雀。

1956年10月，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实验生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可是，毛泽东执意要消灭麻雀，执意要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消灭麻雀。

1958年大跃进时，消灭麻雀的举措臻于登峰造极、旷古未有之境：规定在某日某时全中国凡能从房里出来的人都出来上街上房，敲响所能敲响的所有响器几十分钟，以吓唬麻雀疲于飞命，落地殒命。笔者当时在上中学，与校长、老师、同学一起干了这件震古砾今的大蠢事。笔者敲的是脸盆，把搪瓷都敲掉了，回家挨母亲好一顿数落。记得是一阵一阵的敲，不是一直敲，那大概人也受不了。看见几只麻雀仓惶地飞过来了，就又来劲地敲起来。可怜的麻雀一头栽下来时，万物之灵的人就一阵欢呼，欢呼毛泽东思想、总路线、大跃进的伟大胜利。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的时候，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了批评，毛泽东为整彭德怀，连带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最不可思议的是“城门失火”，竟殃及麻雀。毛泽东不仅不理睬任何忠言，也不听科学家的常识意见，固执地说： “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直到1959年11月29日，庐山会议的势头已过，彭德怀蔫了，刘邓周朱陈林诸人服了，毛泽东才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的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 上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张劲夫报告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张劲夫的报告是11月27日呈递的，毛只隔一天就作了批示，可见此事在毛心目中是占着位置的。次年3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一个这么简单明白的有关生物学食物链的常识问题，毛泽东硬要折腾了5年之久，才不情不愿地停止了愚蠢的自杀行为，还不作丝毫的反省与检讨。为什么？固然，制度导致的合作化运动、大跃进所烧起来的狂热是其弊端，但愚蠢延续了5年之久，毛泽东明知不对，却偏要拗着干。制造灾难的元凶就不只是制度而应同时归咎于文化的落后和人性的丑陋了。

毛泽东固执地拒绝马寅初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见，除了他根深蒂固的视万民为刍狗的观念、战争中人多好办事的经验外，也有他不懂几何级数的增长不同于算术级数的增长这个数学问题的原因。毛泽东自视甚高，不是一般的高。年轻时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当了皇帝后，更上层楼，历来的逻辑和事实是当了皇帝要上天。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就有福了。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他却从来也不糊涂。他把心思放到征服世界，当世界霸主的上头去了。自视高至此，那会把一般小事小人物放在心上。错就错了，打什么紧，交一点学费吗，革命路上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何况，这种一呼万诺，生杀予夺的帝王感觉是十分美妙而引人入胜的。生物链和几何级数，对于具帝王气象的毛泽东来说，又何须明白深究！

与打麻雀同时的粮食高产放卫星的闹剧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水稻亩产最高13万斤，小麦 12万斤，棉花5千 斤。这些从常识来说是绝对笑话的谎言竟能让全国人民相信，让毛泽东激动地感叹：粮食多了怎么办？有人计算过，13万斤的稻谷铺在一亩地里，会有1米高。能相信这睁眼的瞎话是得有非凡的本领的。笔者一直想不通想不明白种过地的皇帝毛泽东怎么就成了白痴！直到看到了中国最大的科学家钱学森运用严格的科学论证，肯定一亩地地能种出十几万斤稻谷的文章，才明白原来是怎么回事。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青年报第1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千多斤或3千多斤，而是2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4版）

君子可欺之以方。春秋时郑国首相子产让仆人把鱼放生，仆人偷吃了鱼，却对子产说鱼已放生，还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骗得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这个故事说明了人性是需要欺骗的、乐于接受美好的欺骗的。毛泽东需要谎言，但他需要言之成理的谎言，他不仅需要欺人，也需要自欺。钱学森施展帮忙帮闲术，投其所好，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植物生长所需的日照、养分，加上数学的严密计算，从理论上推算出、推断出一亩地能打几万斤稻谷。毛泽东正需要这个，正中下怀。所有地方上一个接一个放得更高的卫星，一亩地的产量从几千斤到几万斤到十几万斤的谎言，都有了科学上的坚实依据，再不是信口开河了。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欢呼三呼。

麻雀的科学不相信，水稻的伪科学就相信，正是从需要出发。

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此！这还有什么办法？！

推而广之，祸而延之，试看当今大陆，“就要逆此”的事数不胜数，变本加厉，其源盖在此也！还是这位大科学家钱学森，对“人体科学”痴迷不已，故伎重演，著文介绍，成立人体科学研究会，表演耳朵认字、意念移物之类的魔术，令王震这类武夫目瞪口呆，信以为真。

称为民族摇篮的黄河，三门峡大坝伤了她的元气，全都见着了；却就是硬要再在长江上建三峡大坝，任当代大禹黄万里怎么哀告都置若罔闻，非要把这条父亲河也碎尸万段不行。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此！这还有什么办法？！

治国就要逆着干，帮闲如此逆着帮，全国民众视若当然、处之木然。这还有什么办法？中国还有明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