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于2004年10月12日举行了一个奇特反差的古代中国艺术展览，集中展出中国大陆全国出土文物，规模号称最大──在三百多件参展文物中，许多稀有珍贵的古董“从未在中国以外展出过”。展出文物的材质多样，从玉、铜、金、银、铁、石、木，到纺织品和纸。这一展览名称为“中国：盛世之初，从公元200到750年”（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中国：盛世之初，从公元200到750年”展览共分为七个部份。第一部份，重点在汉朝末年的文物上，展示汉王朝从兴旺走向没落。其余六个部份都以时间和地理顺序安排。第二部份，集中表现考古学家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部落发现的文物，时间是从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第三部份，重点放在鲜卑族的一支在山西大同建立魏朝的第一个首都。第四部份，追踪沿着丝绸之路展开的艺术交换，地点是在今天的新疆和甘肃，时间是第四到第六世纪。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中原文化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五部份涵盖了南朝从公元420到589年。洛阳是北魏灭亡前的首都。来自中亚和北方的影响被结合到大都会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去，这是这一展览第六部份的主要内容。最后一部份将焦点集中在隋唐两朝的首都长安。时间在公元581到907年。在北魏洛阳艺术形式的培育下最终开出了新的艺术传统之花。

从汉末到盛唐这一阶段历史，政治上混乱，文化上比较开放，当时有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的游牧民族，也有从印度、中亚等西域过来的商人和移民，所以当时中国受到很多方面文化的影响，以后才慢慢变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就是隋唐时代。我们都知道盛唐时代是中国文化最鼎盛时期”。但这段历史复杂，英国剑桥大学的中国历史丛书，魏晋南北朝一段就一直无法落墨──因为他们无从把握这个时代的脉络。看来，中国历史最难描述的这个时代。其总结工作还是得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尤其是由身处中国旋涡主流的中国大陆人士来做。

我们深知：一方面是缺乏传承的书面研究资料，另方面如果再忽视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我们就是想用出土文物补史料的不足，填补历史的这段空白。当然不是说没有历史学家对此做出过研究。有的历史学家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说明。比方说中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教授。他早就对中国历史这一段时期的文明与典章文物制度作了很好的解释。我们的这个展览可以说是陈先生讲隋唐史的一个插图。可以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特别是现在，新的学术研究和最近的考古发现为对汉末到盛唐时期全面的文化重新评估提出了根据，使我们认识到这一时期并非汉帝国崩溃后的黑暗时代，而是外来想法大量涌入、使中国文化焕然一新，并为唐朝建立伟大艺术成就打下了基础的一个时代”。

历史决定论根本上是一种神话而不是一种科学，但是，神话不是常常比科学更有力地摆布了历史过程？因为“过程”比“结果”更持久也更实在。历史学的任务其关键也就不在于“预测准确”，而在于“影响深远”。

从古代南北朝与隋唐的关系来看，中国如果完全彻底的现代化并国际化，对世界的互补性贡献反而更小；因此对世界历史做出转折式推动的能力也会下降。对中国的发展来说，重要的是勿在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脱轨”──而“落后”并不可怕，而且是不可避免、极难“缩小差距”的、甚至是“有益的”。

从前人们以为五胡乱华的时代只是黑暗时代，确实当时的人民是很痛苦的，这个时代虽然问题很多，一般老百姓生活不好过，战乱饥荒大规模的移民，对农民有其不利，可是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这样的动乱，人民如此痛苦，可是它吸收了一些外来的文明，慢慢变成一个很辉煌的中华文化，这是过去史学界所没有注意到的。我们讲到初唐和盛唐就觉得自傲，不过现在想起来，根据很多出土文物的研究，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我们才知道，唐代的文明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明。虽然她是以中国传统文明为主流，但是她吸收许多外来文明，所以她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没有一些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代不完全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后来光明时代的一个准备期”。

2004年纽约的“中国盛世之初”概念，我早在1975年就发现了──那时，我称之为“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在我看来，“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与其翻译成“中国盛世之初”，不如翻译成“中国：黄金时代的曙光”。这个译名与我1975年草拟的一个书名十分接近：《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世界统治》。就大都会博物馆的这次展览说，这个“黄金时代”即是领先当时世界的唐宋文明，而黑暗乱离的古代南北朝就是其曙光；就本书的论题说，这个“黄金时代”即是未来全球统一的秩序及其地球文明，而黑暗乱离的现代南北朝就是其曙光。
从全球文明的角度看，唐宋文明尤其是唐代文明乃是一种国际性的综合文明。

例如199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发现的永宁寺遗址，是北魏的统治者胡太后下令盖的皇家佛寺。永宁寺是当时最宏伟的建筑。从永宁寺高塔下发现了一些人物雕塑。这些雕塑同中国传统雕塑风格很不相同，这是因为当时很多中国工匠其实来自西域。北魏晚期的洛阳是北魏的首都，当时有很多西域的乐工，就是音乐家舞蹈家和一些工匠都在洛阳生活。他们对中国雕塑技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批永宁寺出土的泥塑，风格跟从前，尤其是北魏早期的相差太远，不可能自己演变出来，一定是受到一些外来的冲击，这是六世纪早期的情况。

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馆有件唐代的凤首瓶，上面的装饰都是外来的图案，有波斯的，有印度，有一些是从东罗马地区来的，它的把手是动物形状的，这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品，不过这件文物一看就知道是唐代的艺术品，因为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做瓷器，它的风格也是唐代的风格。

盛世的人们回顾衰世，大多带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快慰，一种侥幸与庆幸的混杂──他们知道自己作为承衰而弊者，前代的衰落正好进了他们的幸运。我们读唐诗，就能体会到唐代居民对于1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所怀有的这种隔岸观火的快慰。

（摘自《军阀建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第一章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