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 (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 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当时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当时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在比南朝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但纪思道的看法大体上无误。那就是“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作为中国文明（而非中国政区）中的少数民族，日本人对南北朝历史的兴趣超过了现代中国人，例如在“北朝的村落”这一研究课题上，日本学者做了许多研究。他们不仅集中讨论了“村”的起源、分布、村内生活状况与乡里制的关系、豪族的作用、与时代变化的关系，还发现中国与日本的城市具有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中国城市有城墙而日本城市无城墙。这是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优势。当然，作为少数民族也有劣势，例如他们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传世的古典文献，极少使用现代发现的石刻与出土文书，这个缺陷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某些基本结论。他们常基于一些外在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村”，如“都市国家”说、“豪族论”等，限制了他们对问题的全面把握。（侯旭东：《北魏村落考》）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仅十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 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五百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一年半年便决溢一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它意味着，对复杂环境的必要简化。较广阔的哲学视野更可以告诉我们：进步若无衰落为补充元气，不可思议;正如兴奋若不继之以安眠，是会致命的。三千年前的中国智慧就已洞悉其中奥秘，《周易》以其“阴──阳”观念，来表达它对“野蛮──文明”的看法。阳就是野蛮，阴就是文雅，阴阳是互补的，野蛮与文明也相反相成。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完全的文明与完全的野蛮，都将导致社会的不孕症？在这种意义上，《周易》的智慧又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野蛮精神”？
根据这种精神是否可以说，一个社会自新所经历的野蛮化程度，将决定它未来的文明程度？新野蛮主义，将作为新文明的曙光而打破旧文明的坚冰。圣人出而黄河清的那个圣人，就是用野蛮手段恢复了生态平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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