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佛教与社会主义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随着丝路的开通，中原与西域月氏、龟慈、安息等地商贸往来频繁而逐渐内传的。无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的“伊存授经”，还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的“白马驮经”，都是有所本的传说。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比基督教传入欧洲还早，在中国名义上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势态；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已经完全异化，也就是同化于中国。随着岁月的流逝，竟有人把中国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支娄迦谶所译传的《道行般若经》之所以在中国比安世高所译传的数息禅法更有影响，以致支谦、竺叔兰、竺法护等对《般若经》一译再译，且形成颇具影响的“六家七宗”，其原因是他们传的“性空”说，与魏晋玄学中的“本无”和“贵无”说，相近。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和“心性本觉”，不同于佛教“心性本寂”的出世倾向，是调和出世与入世，平衡儒家与道家，同时也为近代的更加远离佛教的“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的佛教消解，作好了准备。清末民初的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都在这种不是佛教的佛教中寻寻觅觅、构建学说。这既说明佛教的影响，也说明佛教的异化。

还有一种“民俗佛教”，更是离谱。但竟然成为“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延续和弘传的真正基础”。因为民俗佛教的基础，是佛教的仪式、禁忌、节日等转化出的民俗，虽然不同于欧洲的国教，但在封闭社会中却具有某种全民性。“三武一宗”的灭佛，主要消灭了寺庙佛教，但使得民俗佛教更加沉浊。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还表现为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中的作品，在思路、手法上均受印度艺术即间接受希腊艺术影响。译经事业的高度发达，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带来了众多新的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诵经的开展和普及，印度的“四声”已成了汉语的基本发言标准。佛教带入的交流遍及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各个领域。
然而，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廷以佛教教义君临天下而获致长治久安的？萧梁？北魏？

再者，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反传统的朝代善始善终、享尽天祚的？蠃秦？曹魏？蒙元？中共？

我们这个面对欧洲带来的灭顶之灾的时代，在内心深处不可能喜爱儒学，因为儒学面对欧洲的挑战相当无能。我们因为儒学的无能甚至对它注重人际关系、压抑个性倾向的特征，也一并予以深恶痛绝。

但我知道，从长程的文明来看，印度佛教在中国不能成功的地方，苏联“佛教”即社会主义也不会成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直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吞噬中国的情感，但中国终究会拒绝它的。

现在满天下的人们都称道社会主义。这说明什么？强迫灌输和舆论控制的结果？这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旺盛，还是适足以说明它的衰朽？我看社会主义已经包容过多，患了消化不良症，甚至胃癌……它的原则已经过时，沦为人性的反动。社会主义的动机，本是社会本位及社会公平学说；但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只不过加强了国家权力，甚至使得国际之间斗争更加白热化。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成为国家至上的怪兽利维坦借以吃人的口实……
这样的“现实社会主义”其沦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理论社会主义”除了帮助资本主义打气补胎之外，还有什么价值？结果社会主义必须先于它的病人资本主义而死亡。是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缺乏国际性和全球价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加不能互相容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市场可以调节，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依靠几个寡头的操作，稍有不慎，就车毁人亡。中苏关系、中越关系、越柬关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唯有“天下主义”包容万象的宽洪大量，可以成全国际性和全球价值。天下精神之中，也有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部分存在……天下主义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雌雄二煞的终曲。天下精神的狂飙席卷全球、风行天下。

是社会主义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而不是天下主义杀害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以人民的名义强化主权国家（“国家机器”）的暴政，以平等的名义建立了最残忍的军事管制。我常说“资本主义冷酷，社会主义残忍”──残忍显然比冷酷更坏。
由于苏联势力曾大举对中国实施印度势力所不曾施加的暴力革命──中国的反抗则必非仅仅是禅宗的或道学的。它的形式，必然充满了行动的特质，而不仅仅是思想：

（一）中国的精神复兴，必须从清算“康有为主义的沉浊”起步前进！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发轫的。然后在孙文的“三民主义”中逐步落实。《清议报》与《民报》的论战，哪里掩盖得住二者在脉息上的这一相通？陈独秀之辈扬其波──说教虽异、精神则一；毛泽东之流承其绪──大同之路血流成河。五四时代的“科学与民主”，长成到文革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难道在这里我们还看不清楚一个“康有为主义大时代”自始至终的运行吗？

（三）正本方能清源，拔本方能塞流──我们必须反对“康圣人”的《大同书》！

（四）也许，社会主义包含一些美好的设想，但是它诉诸社会改造而不求求诸人性改良的做法，实在是基于胆大妄为的假定──人性是一张白纸，可以 “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既然社会主义的基础本身是这种靠得住的人性白纸论，那么它关于新社会可以造就新人的许诺，也就只能是一种欺骗了。
（五）社会主义的本性，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理想，是文明白热化的战国时代对文明婴幼期的眷恋。你能说亚述帝国、秦汉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是 “社会主义”的吗？如果能，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然并非“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皇权，是“新沙皇”。如果亚述帝国、秦汉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并非“社会主义的”，那我们以及未来的人们当然永远也无法望到社会主义之尘。

（六）正因为社会主义大致建立在“对于人性的高度假定”这么一个虚拟的前提、空中的楼阁之上，所以（对中国尤其这样），可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客们所吹嘘的那样，什么未来时代的免费午餐，而是早被埋葬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埋葬在大饥荒时代万人坑里了。

（七）在种族社会主义和阶级社会主义的带领下，当今世界产生了两个种族隔离主义政权：

1、南非共和国：在本国居民之间实行种族隔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之间实行种族隔离。

（八）中国民族在其自我改造以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苦难历程中，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灾祸（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以及由之而集聚的种种经验与精力，会不会随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成而即刻消亡？还是会进一步发展扩张，将中国带入一个自己未曾梦想的全球境界？

（九）无论如何，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其所经历的途径，是文化──政治──经济──政治──文化，此谓“革命的循环”！它的意思是：

1、政治革命必须以文化革命为其开端，为其准备；

2、而仅仅是为了粉碎观念的障碍，政治革命才是必要的；

3、政治革命的价值，只是为经济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护及巩固。经济革命的成功则可以反过来发挥某种稳定政治革命成果的作用。

苏联的木偶戏里相当发达的。这不奇怪，因为那个“假面舞会”（即所谓“党社会”）本身，就是一项木偶戏般的东西。在党社会里面，人们一概成为牵线的木偶，从工农兵大众到最高的领袖个人，莫不如此。党的纲领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结果木偶们的生活促成了木偶艺术的发展。
命运之神，我已从你那样听到了一个消息：使中国文化弦断再续的，必定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为陈旧的教育永远无法缔造新人。新人，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因为，你是一种更持久的民族活力的外在表现。

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所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分，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臆造的，这个所谓“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一对范畴”中，价值理性是指“非自我利益的理性”，是指人们把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用于追求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同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观有关，这种价值理性又必然地表现出“选择取向”上的“团体性”和“行动动机”上的“情感性”特征；工具理性是指人的“自我利益的理性”，与物质的、眼前的、可见的利益相关，引导人们重视现实的利益，以可计算、可衡量标准看待问题。……不过就我所见，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就我所见，无非是“短期的工具理性”和“长期的工具理性”、“皮相的工具理性”与“骨相的工具理性”的区别！因此，要把不同的“工具理性”（如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价值理性”（如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调和一处的尝试，是无益的、徒劳的、甚至是祸乱之源。类似的错乱，在每一个王朝末日几乎都发生过，岂独今日哉。（1986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