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的协调：北南协调为中国，海洋内陆协调为文明，游牧与农耕协调为政治实体，城市与农村协调为地大物博、华与夷协调为天下、阴阳协调为易……
——谢选骏1979年10月31日
中国的地理形态大体上呈现一个梯形：从世界屋脊的8848.13米（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主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界，海拔8848.13米，世界第一高峰），下降到太平洋海沟的11034米（太平洋最深处为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1034米左右，位于北纬11度21分、东经142度12分，即关岛附近的马里亚纳群岛的东方）──其间的落差高达两万米，中国陆海因此堪称地球上最为复杂壮观的景色。1960年1月23日午后1点06分，美国海军中尉唐· 华许（Don Walsh）与雅克·皮卡（Jacques Piccard）驾驶深潜艇（bathyscaphe）的里雅斯特号（Trieste），以铁球压舱，以汽油为浮槽，在一次史无前例的潜航中抵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艇上系统显示深度为37,800呎（11,521米），但后修正为35,813呎（10,916米）。华许与皮卡于海沟底部，惊讶地发现近 30厘米长的鲽鱼或比目鱼及虾。皮卡说：“海沟底部看起来光亮清澈，是片坚硬的硅藻泥荒地。”
中国的这个梯形地理形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总结和考察：内陆与海洋、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农村、华与夷、阴与阳……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在欧洲人象征性中，黄色是卑贱的颜色──它不仅色情庸俗，而且意味着背叛。在中国人的象征性中，黄色是高贵的颜色──它不仅象征着大地，而且暗示着皇权。而在新的精神透视之下──黄色，既不卑贱也不高贵；说它是背叛的象征或皇权的标志，同样是囿于民俗的陈辞。
黄色本非人间色彩，而是沙漠色彩。是半荒漠的、沙风鼓起的“黄土高原”的原色。黄色的尊贵，也许正是来自这贫瘠、凄凉、寸草不生的象征。自古以来的“中国人”，震慑于这恶魔般的颜色；于是，他们象膜拜恶魔一样顶礼它，将之奉为至上之色。
黄色或对黄色的崇拜，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黄色甚至成为五星红旗上的星星的颜色。星星怎么可能是黄色的呢？黄色的权力，这是由荒凉的北方统治秀丽的南方；它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使中国的绿化永不可能，只能被黄色的沙尘暴统治。中国花不得红，叶不得绿，甚至黑白也因此黄色的统治而变得混淆不清。
黄色，它在中国的脸上打上了贫弱的标记──黄色除了荒凉，还是软弱的象征。有人说中国人的“黄皮肤”决定了中国应当崇拜“黄色”；而中国人的崇黄倾向，正是来自自己体肤的色彩。然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反对这种变相的有色人种论：
（一）在近代与世界其它人种尤其是黑人大规模接触前，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黄种人”。相反，那时中国人认为人长得白才是比较好的，是富贵的象征。
（二）人的“灵魂”没有固定色彩，只是反射宇宙纷纭无限的光谱、色谱──生命的纯净与活泼，也不为颜色所限所拘。即便是人的肉身，也具多种色调。就拿“黄种人”来说吧，他的肤色黄，却眼睛都是深邃的黑褐色，牙齿则是爽心的涅白色；心是殷红的、胆是碧绿的、脑浆是乳白的──因此并不是“黄色的人”；而中国崇拜的黄色，也并不等于中国人的肤色。
（三）黄色，只是传统中国之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代表色。中国的新希望，因此在于突破古老而僵化的黄色传统的束缚与限制；未来的中国必会兴起一个反对黄色的精神运动。内在力量的解放，有待于中国精神从古旧形式的压抑下、外来形式的役使中，解放出来。而它的双重象征──就是反抗“黄色”。不仅是龙袍上的黄色，也是五星红旗上的黄色。
现代中国，仅仅扯下了黄色的龙袍──这还远远不够。未来中国，还将反对“黄色的希望之星”。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荒漠状态，荒漠中的人们被迫把黄色的“核心”捧上了天。人们用殷红殷红的鲜血浸透它、祭祀它。黄色，皇权之色，成为噬血之色。嗜血者将下降冥府。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驾驭黄河？什么时候中国人把黄土高原的荒漠辟为绿色的宝库？什么时候中国人战胜了沙尘暴这黄色的梦魇──什么时候人们将不再贡奉这荒芜的、晦气的、恶魔般的黄色！
（以上《论黄色》，写于1984年10月16日）
1986年出板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书指出，在古代各大文化圈中，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广阔平原和内陆腹地，以及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其它文明在这方面都相形见绌。
埃及文化圈，只是沿尼罗河河岸延伸的狭窄条状地带，鼎盛期，加上巴勒斯坦（Palestine）一带东地中海岸，最宽之处不过一百多公里。两河流城文化圈，即使在其鼎盛期，面积也不及中国的核心区城──中原地区。况且，两河地区其北有崇山峻岭，东南濒临大洋，北，西南两面临河，远比中原更易获得安全保障。视美洲古代文明：阿兹特克（Aztec）文明、玛雅文明建立在中美地峡上，地盘还比不上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个区域性国家。南美的印加（Incan）文明则于高原、沿太平洋岸南北展开，但东西宽度不过四百公里，其稳固的核心地区不过相当于我国一个中等面积的省，不及中国战国时代的一个区域国家。至于欧洲文明的源头，希腊是散布在爱琴海周围岛与半岛，无所谓内陆腹地。正如罗马帝国不过是沿地中海周围而展开的政治实体，所谓北欧只是北海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海岸的代称。
这也许可从侧面解释，何以当中国古代文明在地域上日益扩大时；宗教神话的主导地位反倒逐渐丧失。我们发现，中国文明在地域上大拓展的两个关键时刻──殷末周初与战国时代，也正是超自然的祀拜转换为人伦的实践、宗教神话转换为道统神话的关键时刻。因为不完成这种原创式的转换，则难以用一种各个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都能一致认可的原则（如基于家族集团关系的伦理准则），协调日渐扩大的文明实体内部的矛盾，同时，难以用一种有助于国力增强的现世精神，去抗御同时增长的外都压力。殷的覆灭，也许就与它无力实现这一转换有一定关系。因此，殷代重巫、重祭的宗教文化与周代重史重礼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大规模转形，不仅有民族文化的相异、一时的政治需要等背景，更有一个持久得近乎永久的大背景──地理政治上的压力。
在古代文明的拓展中，逐鹿中原、争夺对肥沃地去的控制，并非中国持有的历史现象。许多文化圈内的居民，自视为“世界之中”，其统治者号称“万王之王”。但是，在最大规模内演习上述角逐，却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在这方面，只有古代印度文化圈的地理规模，还可以与中国比较。印度平原，曾频频上演《摩珂婆罗多》中描写的那种大战，但其活动空间毕竟不及中国文化圈宽大，因为它受到了印度这个锥形半岛的天然限制。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坚固屏障。对印度文明的外来压功，向来只能经由西北一隅透入。
与印度北部的崇山峻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北部的大草原──这个无遮无拦的万里边疆，对入侵的游牧人始终是敞开的，而农耕居民想要通过它向北移殖却很困难。对中国文明不断威胁的阴影，经常徘徊在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壮观的开阔地带。这一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纵深腹地的特大压力，是其它古代文化圈没有经受过的。甚至毁于蛮族入侵的罗马帝国也未曾遇到如此经常的挑战。面对这双重的不利（只宜退守，不宜进取），双重的应战出现了！
对外，是古代中国北部各区域国家边城的不断延伸、连结，最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它缓阻了北部压力的直接灌入。因此，长城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的持续产物。
对内，强调群体一致性的家天下的伦理文化日益强化。使得各个社会集团在“礼”的制度与“仁”的精神的交叉作用下，各安其位。它发源于促进周王与诸藩（方国与封地）政治协调的需要。周室衰微后，它成了“诸夏”互相联系、以“勤王”名义行“攘夷”之实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的双重纽带。在各区域性国家争霸中原的逐鹿中，抗御北部开阔地的共同威胁，则是一项经常的考虑。
与长期分裂的印度诸邦不同，中国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基调。尽管“合久必分”，但分终究还是回归于合。分合二元的重心似在于合──大一统情结几乎成为中国长城时代民族精神中不言自明的真理。统一的政治实体需要一个维系文化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而这，是各执一端的宗教神话所无法胜任的。因为在广阔的中国，区域文化及其区域性信仰之复杂，可以说是居世界之冠，其中任何一个也无法冠盖群伦，取得压倒的优势。基于这种形势，比来世的宗教意识更有效率的现世道统，遂上升到中国意识形态的前台。
《小雅·六月》篇记颂周宣王时尹吉甫征伐猃狁事。它指责猃狁不守周王法度，随意侵入农耕地带；它颂扬文武双全的吉甫，率军来到太原驱逐入侵者，堪称天下表率。……类似这种绵延不绝的大规模对抗，以务实的、政治性的“佐天子”为号召，当比陷溺在对“天”、“帝”的无休止的争议与祭祀中（如殷人那样），更能激发同心同德的排外力量。其结果，对弘扬中原政治伦理精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背景，正是西周诸王、春秋诸侯乃至秦汉诸帝，都不得不面对的北方草原的特大开阔地。
它所构成的举世无双的压力，在版图相对狭小的殷商时代尚未突出，只是“小邦周”灭殷并广封天下诸侯之后，开始立足于“大中原”之上，很快便面对这个挑战。但周人以其新兴民族的历史敏感，很快抓住了新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神倾向和现世伦理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和精神强烈得多，春秋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强力渗透，双方差距渐趋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个人意识区别于伦理意识和幻想精神（区别于现世精神），似仍强于北方。
正是基于这种对政治伦理（人伦礼乐）精神的深刻认识，孔子才会说出这段经典性名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本质在“祭”）而后礼，先野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是的，古代中国文明面临特殊地理环境造成的内外压力，使对宗教祭祀的仪式性狂热，终被对家族关系、社会集团关系的务实性把握取而代之。对天神的“尊”，转换成对族人的“亲”。作为殷王后裔的孔子，最终选择了“吾从周”的文化归宿。这，恐怕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一种民族性的选择吧。
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结果却导致对个人行为强加约束。“礼”不仅给予贵族以特权，更重要的是以等级形式强化了对社会行为的普遍规范。亲族集团内的等级化，有助于对内控制、对外争强。从此，宗教神话中超自然的帝就让位给了历史神话里的人伦道统的表率。“天道远，人道迩”──政治权谋逐步受到比宗教信仰更大的关注。这种孕育于远东广袤、苍凉、雄浑的地理环境中的精神，经历代学者损益，渐成所谓“儒家精神”。它在本质上，并不与希腊理性主义对应，而与其它古代文明的宗教神话的主导精神对应。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充满伦理色彩的中国历史神话及其源远流长的史官精神。它的要害，在于给世俗政治以神圣地位。它的失败之处，在于对民族性格的不利影响，正如孔子一针见血指出的，“利而巧”（投机取巧、缺乏信仰）、“文而不惭”（文过饰非、缺乏真诚）、“贼而蔽”（精通权术但不明大义）──已成为周民族文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业已成为后来中国居民悲剧性的历史遗产。
总之，我们从幅员广大的角度来看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看它的人口及灌溉。我们不仅从区域文化，还从各区域内部犬牙交错的文化势力之间矛盾与统一的运动，来看古代东亚大陆上的民族融合与兼并。唯其大，故造成了对人类智慧的巨大压力，促成这一特定民族精神的“早熟”，导致小区域内宗教神话在向大区域政治神话的过渡中，变成了中国独特的道统神话。唯其复杂，故使得任何单一的、绝对化的宗教神话系统都难以作为统治思想在此立足，难以成为整个中国文化圈内各个社会集团各种文化势力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
正是基于对此复杂性的“应战”，以务实为要、以人伦为纲，不以任何独断的宗教意识形态相标榜的特殊意识形态──现世的道统文化，才在各种区域文化、小范围神系的互相牵制所造成的半真空状态中乘虚坐大，征服了中国民族的心。反观周初统治者创立“改厥元子”的宗教神话试验的失败，以及天命观、道统神话、伦理原则、政治挂帅，最终确立为中国国家的统治精神和官方哲学，正为本书的上述结论，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
1988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承接《神话与民族精神》议题，提出中国历史上曾有“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对立；并指出，内陆的虎狼之国秦，对沿海各国齐、楚、燕的征服，是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悲剧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使中国从此躲到长城后面，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终致保守落伍。但海洋中国终将觉醒，并重振雄风，走向蔚蓝色的大海。1995年，台湾民进党领袖许信良为竞选总统计，推出数十万言的《新兴民族》，开宗明义，重提《河殇》的海洋中国论，并以此为纲领，全面展开世界历史的考察，最后落实在海洋文明与新兴文明、新兴民族的关系上。凡此种种，都是意识到了中国的二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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