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城市与乡野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城乡差别最大的社会。展示今日整个中国，其实绵延着数千年人类历史的全部缩影：从最原始的居住区到最现代的居住区都有。甚至，离开现代都市仅仅十几公里，就可以找到极其落后的地区。这种“并行不悖”的状态，是由中国内在的二元性决定的，而不完全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状态所致。

尤其是毛泽东人为分割农村与城市户口的政策，导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民仍被视为二等公民，这很像是南非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农村出生的人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即使在城市打工的一亿五千万左右的农民工，也是如此。他们得不到城市住房，他们的子女不能上学。农民工只能在工厂和建筑工地打工，生活紧张，收入微薄。这些农民工的唯一安全感就是他们回到家乡还有一块土地，可就是这一点点土地现在也受到了威胁：中国城市正向农村地区无情扩展。

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北京记者在2006年3月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比较说，英国人习惯把乡村同绿色田园和心情舒畅的农民联想起来，但中国人则尽量不想农村。因为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生活艰苦。英国乡村是逃避城市紧张生活的好去处，可中国的情况相反，人们不断涌向城市。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2月23日的文章则认为，“中国的城市把水从农村吸走”，而农村地区缺水将威胁农业收成，并可能引发农民的不安。中国的水资源短缺体现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甘肃省民勤县下润村有五百户居民，村长沈佳道（音）说，他每年两次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帮助减少上游的用水量，“每一次他们的回答都是，石羊河干涸了，我们也无能为力。”根据水利部的数据，2004年，工厂和城市居民使用了中国34%的水源，1998年这一比例为25%。这使粮食生产降低了8.4%。而中国45%的居民生活在北部省份，但他们只有19%的水资源，围绕着水资源问题，农村利益和城市利益之间的紧张形势越来越严重。

城市与农村在中国构成的二元性质，甚至使某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三元结构”，其第三元就是城市农民工。因为“二元社会结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城市农民工现象，因受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既不同于农村居民，也不同于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存在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足以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第三元。新三元的出现，将给城乡三元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

“市”成为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有关。但北朝（386—618年）研究则相对寥落，这是因为野蛮的北朝盛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萧条衰退。尽管北魏孝文帝改革促使北中国商业恢复，都市复活，但商业发展水平毕竟不高。

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基于他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否认“自然经济说”，认为历史上中国农民的活动方式有一种周期循环的趋势，当外部形势有利时，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里。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逐渐回撤，最后会取消与外界的接触，以至一个村子完全与外隔离。

南北朝间，南中国与北中国之间的差距，绝对不小于中华民国与中国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差距。例如，南朝拥有不受官府控制的“草市”，北朝则没有。显然南朝接近中华民国，北朝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魏时仅逆旅中偶见商户，道旁也有零星商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卖部”、“自由市场”相似，具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后遗症。隋初汴州居民向街开门，或许在经营商业；亦有所谓“临道店舍”买卖兴利，但绝不普遍，且经常被列为铲除对象，可见毛泽东的“公有化”源远流长。

北朝境内的各个城镇的市场数量不一：州镇郡县一般仅立一市，都城常设置数市，而北魏迁都洛阳后则设三市；东魏与北齐的都城邺，则有东、西二市，隋都长安有两市，东都洛阳则有三市。集中管理的萧条状态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

侯旭东《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认为，北朝的市的形制，则像汉、唐一样，是集中、封闭的场所，周置市门，早开晚闭，市内有店肆，依行业列肆，市中心亦如汉、晋之制设市楼、旗亭之类建筑，驻市司治市。北朝城市的布局，权力中心位于宫城及内郭城铜驼街两侧，居全城的核心，礼仪中心（太庙、太社）在权力中心之南。明堂、辟雍亦是礼仪中心一部分，位于宣阳门外的外廓城中。相对而言，位于外廓城的三市则分布于边缘，之间隔以城墙。隋都长安、洛阳情况与此相仿。这种市肆隔绝于权力和礼仪中心之外、居于边缘的做法，与欧洲国家城市的布局全然不同。

公元前四至前一世纪处于繁荣期的古希腊城市普南（Priene），其中心广场居于显着位置，是商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广场东、西、南三面有敞廊，廊后就是店铺和庙宇，位于西面与广场隔开的鱼肉市场，市场居于中心地位。公元476年以前作为罗马帝国都城的罗马城，其中心就是罗马广场（Forum），集政治、宗庙与贸易中心于一身。公元79年为火山喷发所掩埋的意大利城市庞培（Pompeii），其位于城西南的中心广场（Forum）也是全城的宗教、经济与市政生活的中心。广场四周分别建有朱比特神庙、大市（the Macellum）、城市守护神庙及市政会堂（Basilica）、市政府等。建于九世纪的德国城市诺林根（Noerdlingen）城，也以教堂广场为核心，向外呈放射状发展，该广场同时也是集市贸易中心和举行集会的地方。甚至中美洲古代印第安文化中心之一的特奥蒂瓦坎城（Teotihuacan），也在这个问题上接近欧洲而不同于中国：公元600年达至鼎盛时期的该城，八世纪后半叶就被毁灭，显然没有接触过欧洲文明，但是位于该城主要大道交叉口的，则是主要神庙、宫殿群（the Ciatdel）与首要的市场（the Great Compound）。

对于“市”内的活动，北朝亦禀承前代，实施管理。首先，坐市商人另立市籍。明确记载仅见《隋书·李谔传》，知隋初有是制。附籍者应只限于市内坐贾。开皇十六年（596年）六月规定“工商不得进仕”，确定工商身份亦是依据市籍。准此，北魏神龟年间曾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此议最终未能施行，却说明工商应自立户籍，这是产生该议的前提。其次，各代亦立法管理市内活动。《隋书·刑法志》记北周律篇目，“十曰市廛，”隋大业律“十五曰关市”，包含有关规定。隋开皇律无“市廛”篇，但《唐律·杂律》有若干管理市的律文，《唐律》乃损益开皇律而成，开皇律杂律篇当有类似规定。程树德推测北魏律有 “关市”篇，似可信从。至于市内交易用“称”、“钱”是否符合要求，朝廷与各地官府亦尝立制约束。

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释“市”为“买卖所之也”，道出了汉人生活中买卖已经非常发达的事实。但是北朝作品《颜氏家训·治家》却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遭到北朝俘虏的南朝人颜之推在北朝看到的是“自给自足”画面，说明在“北朝革命”的摧残下，生活的野蛮化程度不断深入。当然随着南北朝的末日逐渐临近，北朝的野蛮化程度也日益减轻。而北朝官吏贾思勰（高阳太守）看来，北朝已经有所进步，不那么野蛮了。他在《齐民要术》中开列了作物的单价与收入，如该书卷三讲冬种葵法，“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负郭良田三十亩，”十月末撒子下种，次年“三月初，叶大如钱，逐穊处拔大者卖之。一升葵，还得一升米。日日常拔，看稀稠得所乃止。”“一亩得葵三载，合收米九十车。车准二十斛，为米一千八百石”，“自四月八日以后，日日剪卖”作者估计种三十亩葵“胜作十顷谷田。”但作为北朝官吏，贾氏本人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他声称对“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这里的演变，很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演变，值得玩味。

同样，城镇的工匠在北魏前期受到朝廷、官府的严格控制，就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一样。孝文帝改革以后官方的束缚逐渐放松，工匠们开始通过 “市”与普通顾客直接交易，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期一样。据《魏书》卷三十七《司马悦传》，宣武帝时豫州居民已能买到同城刀匠制作的刀，就像枪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期已经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入手》认为，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的城乡对立就很严重。而在我看来，这显然也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的城乡户口制度，具有某种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