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都传唱着怨妇的悲歌,流传着男人薄情寡义的故事。总之男人在男女问题上,基本上处于“被告”的地位,是被批判的对象。与此同时男人却要承担着绝大部分的社会价值和家庭收入的创造者的责任,而且不能报以怨言,更不能对女性、女权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步哈佛的前校长说了句:“在理科研究方面,女性天生就不如男性”(未必是原文,但意思不会错),任何上过学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在广义上这句话绝对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对真理的描述。结果这老兄当即遭到严重抗议,并且被迫辞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继任者就是哈佛历史上的首位女校长!
看来全世界的男人活得都不大容易,而中国男人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在中国男人身上,有比他国家的男人没有的三座大山。
一、被变态放大的女权
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女性地位最高的国家。但这个地位又不是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而是通过一次革命,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的。这就必然要留有两个问题:
作为女性本身,在没有完全理解平等是何意的情况下,突然获得了所谓的平等。这就必然会导致其对平等的理解和运用,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的,是单向利己的,甚至是偏执的。比如,女人会用“男女平等”的概念,要求男性分摊同样的家务劳动,但却会运用女性更需要照顾的理由,让男性承担更多的体力劳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平等,那么就应当按照某一可评估的标准,如以收入、体重、年龄等,来分摊各种工作。
社会是否作好了承受男女平等的状态的准备。事实上对社会而言,如果两个人要平等,唯一的条件应当是,二者对社会的贡献或价值是对等的,而能否实现这种对等,关键又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在我们强制性的实行了“平等”的时候,乃至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生产力水平,都无法让男、女在对社会的贡献方面实现对等。
综合上述两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超前的推行了“平等”,同时“平等”又被没有作好准备的女性,变态的放大了。
其结果是,男性在社会尤其在家庭中的地位被认为降低,这就使得男性的付出没有或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个回报就是尊重!也就是说被变态放大的女权的压迫之下,中国男性的精神没有得到应有抚慰!
二、沉重的实际经济压力
由于社会并没有作好承接平等的准备,或者更准确的说:社会没达到能够“平等”的水平,所以女性所谓的平等工作,实际上只起到了三个作用:
平均并降低了单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个道理在浅显不过了——如果,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女性的效率是男性效率的80%的话,那么一男一女同时工作,每个人分别“平等”的得到的工资应当是单一男性工作的90%。事实上在我们这个至今还是生产力导向的国家里,这个比例只会更小;
整体降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效率工作者的存在,对整体效率的提高必然是个拖累,长期的效率低下,也必然要防碍生产力水平的进步。社会生产水平的高低,在整体上决定了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更严重的是,由于劳动者数量的过剩,还必然滋长个体的懒惰,和整体效率的进一步下降;
增加了家庭的支出。由于女性平等的,或者为了平等而参与了社会工作,必然会造成大量的原本应当由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被迫社会化。比如子女教育、吃饭等。这都将带来家庭支出的增加。
客观上收入的相对减少,和家庭支出的绝对增长,中国男性所要承受的经济压力必然是更加沉重的。
因为在面对经济问题的时候,女性对“平等”理解的欠缺又会表露无遗。她们不会在提“平等”,而代之以“养家是男人的责任”。所以中国男性,并没有因为女性的平等工作,而得到多少轻松,相反往往要为了弥补“超前平等”的后遗症,而要更加努力的工作。
三、传统与现实价值观的错位
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更加悠久的历史,有更加完备的价值观体系。因此中国的男性身上,被寄予着更多的希望和要求。比如他要是一个君子、是一个大丈夫、是一个……,这些都藏在他老婆的心中,也藏在他的心中。中国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往往具有一些超然的境界,简单的讲就是要“安贫乐道”!
但是现实又有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就是要有经济地位和实力,否则在外你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更可怕的是在内你得不到女人的认可。
而男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到赚钱的事业中去,有往往会显得一身俗气不够超然,于是仍旧是“在外你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更可怕的是在内你得不到女人的认可。”
因此,中国的男人始终活在理想与现实,事业与家庭,自我与女人之间的夹缝中。基本就是块三明治。
在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
中国男人的心灵得不到抚慰,因为他老婆要平等;
创造力得不到施展,因为他老婆要他名利双收;
自我得不到实现,因为他要生活在女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