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来稿：从王实味、右派到王若望

万维读者黄河清来稿（原题：从王实味、右派到王若望——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六）：王实味，一位才华横溢的翻译家、作家，60年前，被毛泽东砍掉了脑袋。

右派，50万出类拔萃的知识人，50年前，被毛泽东整蛊的匍匐在地、山呼臣罪当诛，断了脊梁。

王若望，一位共产党培养出来无比忠诚的文人战士，最终彻底反叛，流亡海外，新世纪客死异邦。

王实味、右派、王若望，都是以言获罪！以言治罪延续了60年，至今亦然。为什么？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和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包括人性或者说民族性的问题。制度与文化，两者相倚相立、相辅相成、相激相励，成就了千古功罪。这是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史的通例。中国大陆60年来以言治罪的种种，惨酷惨厉，整得知识人失魂落魄，全体匍匐，与通例略有不同，其中，文化的因素、人性的因素、民族性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是“岂独制度无人性，应究文化是元凶！”

王实味65年前在延安写“野百合花”杂文，批评讽刺延安的一些阴暗面，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还在小砭沟墙报上写 “党内的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王实味不是反党攻击党，也不是有私心为自己。当时王实味的津贴是最高级别，只比毛泽东少半块，比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这是因为他干的活多且高级——四年间翻译马列原著200万字，比陈伯达还牛。由此可以肯定他提意见是出于真心希望共产党更好一些。

右派在1957年响应中共鸣放整风的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其言论五花八门，其实质与王实味一脉相承，都是为了帮党。没成想，全都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这次不是一个王实味，而是50万个王实味。一个王实味，1942年被投入监狱，折磨了五年后，1947年嫌其在逃跑转移的路上累赘，哄到荒郊偏僻处，砍了他的脑袋。50万个王实味则被开除、劳教、劳改，受了21年的非人折磨，成批地死亡后，于1978年所谓纠正了、平反了、回城了。一个王实味的平反则迟至53年后的1990年。

自1978年中共大规模为右派平反以来，不时有言论文章涉及反右运动，多是回忆纪念哀悼性的，发展到今年50周年，有右派集体上书，吁请中共认错、道歉、赔偿、给他们和全民言论自由。近30年来，关于反右运动的议论、研究在海内外算是风起水生，陆续出版了不少回忆与研究的著作。这些著作，由史料的发掘，逐渐深入到对“阳谋”的揭示、愤慨、斥责、研究，鞭辟入里，精彩纷呈。

现在来看1957年的反右运动，虽然史料的挖掘未臻完备齐全，但大致的轮廓，基本的史实已可肯定了。史料固然需要继续搜集发掘，研究则已更形重要和迫在眉睫。因为1957年至今已50年整了，50万右派风霜刀剑50年摧残凋零，所剩无几了，17岁的右派也都年近古稀了。趁着尚有健在的右派，这种研究可以方便得多，也可能深刻一些。

反右10周年，正值1967文革，右派不可能有声音；反右20周年1977，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右派也无声音；反右30周年1987，刘宾雁带头组织筹办研究会，被扼杀于摇篮，胎死腹中；反右40周年1997，右派冤主邓小平去世，国家一片肃杀，右派没有声音；反右50周年2007，右派在钳口噤声了50年后终于发出了悲鸣。

2007年，任众、铁流、燕遯符、许良英、李昌玉、杜光、蒋文扬、叶孝刚、周国兴、安茂根等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山东、成都、新疆各省市近千名右派老人以真名集体上书中共中央。这些一直以“第二种忠诚”誓死效忠中共的知识人，这些一直逆来顺受承担了开除、劳改、妻离子散、以至家破人亡折磨的知识人，这些一直牺牲了事业、牺牲了学术、牺牲了做人最起码尊严的知识人，这些一直战战兢兢、忍辱偷生苟活于世的知识人，终于从匍匐中爬了起来，站直了腰，挺起了胸，昂起了头，发出了天籁之声：认错改错赔礼道歉、开放言禁、赔偿经济损失、总结历史教训。

右派集体上书说：“我们都是在50年前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受害者。”历来右派要求平反时总说自己是被“错划”的，就是说，原来我与你们是一样的左派，是被你冤枉了、弄错了。这种观念上、思想上、理论上的错位不仅是50年，可以追溯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次上书的右派革了“错划”右派的命，把“错”字去掉，堂堂正正以右派自居。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都不是什么错划，都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即使是因百分比而充数的最冤枉者，也绝大多数在思想观念上右倾。所以不必讳言右派，无须喋喋冤枉。也就是说，国家、社会需要右派，历史、进步需要右派，同需要左派一样。

这个观念才是正确的、科学的、革命的。这句话，将是右派新历史的开端！

还应该更深入进去！

“阳谋”之揭之论之斥，留了几个右派不平反，而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之悖逆情理、之可笑可怜可悲，都应该也已经大议特议、议深议透了。停留于此，以为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以为真理天理在握，然后理直气壮地向中共责问呼吁要求，也已被证实毫无用处：中共尽管理屈词穷，依然不理不睬。这也说明了：打你右派时不讲理，现在还是不讲理。为了政权，为了利益，就是不讲理！或者用共产党的行话来说，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就是与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右不讲理。所以，右派、世人应该彻悟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就是不讲理的政党，面对的是一个就是不讲理的制

度！不讲理的政党创立了不讲理的制度，不讲理的制度维护、支撑着不讲理的政党。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有这么一条罪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右派，都不承认这条罪名，都声嘶力竭地辩解自己是拥护、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真是历史的悲哀。如果说，把你打成右派时，你还因种种缘由，未能看清这个制度的错误罪恶，那么，当经过了50年的折磨，九死一生后，这个制度还是不认错、道歉、赔偿、改正，你是应该认识到这个制度不讲理的本质了。生活在这个制度下，有无可奈何的一面；认识这个制度，是没有无可奈何的！现在是应该彻底认识这个制度的时候了。

右派的所有冤屈、痛苦、惨酷、死亡，都来自这个制度；六十年来的一切罪恶，都来自这个制度。不改变这个制度，不颠覆这个制度，冤屈、痛苦、惨酷、死亡与罪恶就会也已经在变本加厉地继续。

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顽固顽强几乎坚不可摧，除了执政党的阴鸷凶残和高明的统治术外，其实，右派们自己也是帮凶和帮忙！50万右派，几乎无一例外地认罪，匍匐在地，山呼万岁，臣罪当诛，吾皇圣明。这种忠诚，这种愚蠢，有历史的局限，有人性的丑陋，也有民族性的软弱。正是这种忠诚，导致了怀疑自己、诋毁自己、糟蹋自己、否定自己，导致了逆来顺受，导致了更加无法无天，帮助、维护和巩固了这个噬人的制度。

右派，无论高层的章伯钧、罗隆基们，中层的李慎之、刘宾雁们，还是底层的林昭、周居正们都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时力辩自己是忠党、热爱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当然这有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无奈，但是认识上呢、内心深处呢、事后呢、现在呢？可以说，几乎全是如此——仍然不断地表白自己如何忠党、如何热爱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章伯钧们从没对这个党不忠、从没对这个制度予以否定，无论是公开的、私下的、事前的、事后的、日记里的、遗属披露的，统统是强调自己是如何好心好意帮着这个党。李慎之们是中共党员，即便被扫地出门，仍死乞白赖守在山门外，冀恩师某日发现他的忠诚，一念倒转，收回成命，得以重新厕列门墙；其中以刘宾雁在22年后，总结归纳提出的“第二种忠诚”为最明确、最准确、也最实在地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右派是“第二种忠诚”的集体滥觞！此后，中国大陆的知识人，尤其是知识人中的善于独立思想者，就背负着自欺、自慰、自得的十字架在“第二种忠诚”的雷池里沉迷、浮游、痛苦、

惬意、挣扎、迷惘而未能越出雷池半步，至今犹是。海外的华人知识精英主体亦然。

50万右派，在最不可思议的冤枉下、最惨无人道的苦难中以50万颗红心向冤主表明了、践履了 “第二种忠诚”。右派周居正，是与江竹筠江姐、罗广斌一起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江姐绣红旗的原型故事主人翁是周居正；1949年国民党集体屠杀关押在白公馆的中共人士时，周居正虎口余生逃出前还救了一个四岁孩子；1957年周居正成为右派后，1958年在沙坪劳改场被以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同盟”判处死刑。周居正被共产党枪毙前留给妻子曾昭英的遗言是：“相信党……永远跟共产党走！”这种能麻醉、麻木人至死不悟、死也不悟，还要遗嘱后人继续的“第二种忠诚”现象，是最令

人痛心，令天地悲泣的。一念及此，不由人颤栗无已。周居正的遗孀曾昭英尚在人世，他们的两个儿子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而自尽，年逾古稀的曾昭英从重庆市小龙坎小学退休，在四川穷山沟里苟延残喘，孑然一人，形影相吊，至今犹牢记夫君的谆谆遗嘱“相信党……永远跟共产党走！”，在为着夫君的冤屈寸步不拉地跟着党的最基层的皂隶，喃喃不休地发着要求平反垂怜的永远的哀鸣。

周居正是最忠良、最惨烈、最典型，无庸讳言，也是最愚蠢的“第二种忠诚”者。王实味是更早的周居正。他们死了都还在梦中。这种悲剧一直在延续，比他早一些的代表是险死还生的胡风，比他晚一些的是林昭、遇罗克，毙命于暗室中的同类可以肯定不知凡几。体制内的精英翦伯赞、邓拓、老舍、吴晗、赵树理……可以列出几百人的名单，在自杀前都留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遗言手迹，以致后人要将此一现象作为自杀文化来研究。他们终身所践履的“第二种忠诚”、他们忠魂所喊的“万岁”“毛主席”、他们忠心所向往所寻求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正是导致他们死亡的根本。至死不悟，死也不悟，至今犹是，真是人类的最深刻的悲剧。

似乎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王若望。王若望流亡海外后，绝口不提无论第几种忠诚，在行为上也是一以贯之的严厉抨击中共、否定马列主义，无论是什么样的马列主义，苏式的毛式的铁托式的，还是原教旨式的，抑或是冠以动听词汇人道主义式的，在王若望眼里，统统无须再提，全部予以否定。可以说，王若望是流亡海外彻底反叛的异议者，无论是他们这一代，还是我们这一代，延伸下去的天安门新一代，王若望都是反叛中的彻底者。据王若望遗孀羊子回忆：“九十年代后期，许家屯在一书里阐述民主渐进以后，很多精英们改弦易辙了。王若望始终认为这个党不可能改良的了，可是自己营垒里的人都转向了，对外，他只好闭嘴，只能对我感叹：‘唉，中国未来民主哪，至少还得五十到一百年方有起色。’”

王若望不仅与王实味是同时代的人，且是同在延安同办墙报同写批评文章同受整肃者，略有区别的是：王实味在小砭沟办墙报，王若望在大砭沟办墙报；王实味被关，王若望被贬；王实味五年后被杀，王若望成为山东的王实味后因罗荣桓喊停“刀下留人”侥幸续命。历史真是有趣。王实味死的冤枉、死在梦中；王若望死的清醒、死在流亡。二王都曾是革命最忠诚的儿子，王实味延颈挨宰成了祭坛上的牺牲，被革命吃掉了；王若望，则挣扎出来做了死不还乡的野鬼。二王的结局虽然都十分悲哀，但思想轨迹的演化，则是一种进步。历史总在前进！尽管无比艰难，还是在前进。相对于50万右派的未彻悟，这种进步是十分宝贵的罕见的。二王相遇于地下，会说些什么呢？我想，他们除了寒暄互慰，最一致想到的、提到的一定会是曾与他们“五同”——同时代、同在延安、同办墙报、同写批评文章、同受整肃而至今健在、活在阳世、硕果仅存的同志——李锐！他们一定会关心李锐醒了吗，彻底醒了吗？历史就是如此地不作弄人！王实味、王若望、李锐，是三个座标，标志着、见证着三个无比忠诚的共产党人初始完全相同最后迥然相异的人生轨迹。李锐至今仍是一位忠诚正直的共产党人，可以说，他是“第二种忠诚”那一代尚在人世寥寥可数的代表中的典型。李锐对自己终生献身的事业的批评、抨击不可谓不尖锐、不可谓不猛烈、不可谓不留情面，较之王实味、流亡前的王若望，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仍能生活在一个物质丰足、自由略缺的环境里，没有像他的同伴王实味那样被砍头，没有像王若望那样被驱逐。这当然也是一种变化，也是历史的一点进步；但是，相对于王实味的掉脑袋，相对于王若望的苦难，相对于50万右派的惨痛，相对于60年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劫难，这种进步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制度不改变，就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没有新思想，不可能有新制度。李锐与右派们的“第二种忠诚”，至多只能使劫后余生的右派苟延残喘、使李锐们体面地活到死，永远也不可能给国家给民族带来新的未来。

王若望是右派，所以，王若望也是50万右派中的最终醒悟者、彻底反叛者。可惜的是，王若望的彻底反叛，还只是停留在践履上，尚未升华为系统的思想理论留世。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王若望的局限；是历史的遗憾，也是王若望的遗憾。在这一点上，同是右派，同是流亡者，主张并鼓吹、实践“第二种忠诚”的刘宾雁们不仅相形见绌，且是未醒悟者。所有从旧营垒过来的人，天生地与旧营垒连着一根脐带，孕育于那个子宫，胎生于那个产门，脐带割断了，血脉相连着。母体的震怒、呓语、叹息、低落、辉煌、召唤……都会对你产生影响。真正能削肉还母、剔骨归父而炼狱重生是极其艰难极其罕见的。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论。

有铁流者，著文“中国死于一九五七” 、“中国右派从未起义”，乃见道者之言。“中国右派‘从无英雄行为’，更无‘起义胆量可言’，和我一样全是痛哭流涕，不断认罪认错，不断相互揭发，不断争取立功牍罪，求得毛泽东网开一面的狗熊，何曾有英雄？谁又是英雄？顶到天是‘不认罪’和‘不承认自已是右派’而己，比如北京的章乃器，上海的彭文应，人民日报的刘衡，成都的晓枫（笔者）。就林昭而言，先初也是检讨低头，争取回到‘组织怀抱’，但‘组织’不让她回去（也不让凡是定性为右派，纵然千百次低头认罪，甚至揭发了他人的老右顶多监督劳动而已，因为中共已明白昭示天下：右派就是反动派。（见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人民日报》社论），还不给再生之路，断绝一切工作的希望、生活的出路、爱情的向往，才愤而走上反抗之路直至被杀，但不能视为‘起义’，如果硬要说是‘起义’，那已是‘鸣放’以后的事情与五七年无关。

再以1962年发生在我身边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为证，其实并无真实的反革命组织，也仍然是‘解教无望，回归无门，劳累饥饿’所致的一些不满的过激言论，也非‘起义’，当局却视为‘反革命惊天大案’，整个‘４１５’劳教支队戒严，队队抓人，组组搜捕，个个坦白，人人过关，并辅以非人道的刑讯逼供、饥饿、诱惑等折磨手段，至使被捕者在生与死面前出卖朋友，落井下石，伤上撒盐，苟活求生，使这场子虚乌有的冤案被杀两人，判死缓三人、无期四人、有期徒刑近三十余人，至今也未‘平反’。据我所知，其中绝无一个真正要推翻中共政权取而代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就找不出‘起义英雄’。就是笔者曾写过的《最早揭露毛泽东伪马列面目的女

英雄冯元春》也不是‘右派的英雄起义’。也仍然是年轻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冲动，言论过激而已。至于以后一些地区的劳改单位，发生过个别右派的反抗，已经和1957年‘反右斗争’没有了直接关系，是重轭不堪负荷求生的本能反抗，用老毛的话说叫‘矛盾性质起了变化’。”

铁流的“中国右派从未起义”之见，深入一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提炼，就是：右派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这才是致命之处！所以右派总是依附于共产党，也就是毛泽东鄙视嘲弄到骨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物质上的依附，衣食住行，工资、户口、粮食、住房的被控制，从生活上断绝了你的任何异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驭一切则从思想上划一，把全中国人民变成了顺民愚氓奴隶。所有民主党派的党纲盟纲上开篇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是政治上的真诚投降，也是思想上道德上的彻底堕落——公然宣告愿意接受强奸。有章诒和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那一刻起，民主党派就已经

死了。

国家和政党不是一回事，是两码事，这个普世认可的常识被共产党混淆了，有意无意地搅成一锅粥了。这同国民党是一脉相承的。1949年前，民国时代，国民党用的最频繁的专有名词是“党国”，“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共产党不是不喜欢用这个词，而是不喜欢国民党，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怕用这个词引起对国民党的怀念。它比国民党高明，用爱党、党就是祖国、祖国是母亲、党妈妈来代替“党国”，也更成功。“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一响彻神州大地至今犹在回荡的歌声就是明证。

时人朱厚泽关于反右是共产党的自阉，确是入木三分的针砭，也是站在党国立场上爱党忠党的忠言。无论如何，总还是在笼子里头跳跃蹦跶。历史的局限，脐带的牵连，力量无比强大。

必须有新的思想，才能跃出“第二种忠诚”的深渊，才能迈出“从未起义”不敢起义的雷池，才能掀翻一党专政的樊篱。右派，你就是反党，你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以前不是，现在要是；如果行为上不能是，认识上要是，思想上要是。这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救党！没有这个起点，永远也不可能有新的未来。50年后，如果还不明白明确这一点，那么50年的苦难、半世纪的光阴可真是白白流逝了。

只有自觉地明确地否定颠覆这个万恶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有一个新的局面；只有感受到真正的压力，共产党才会做出选择：要么灭亡，要么改变；这也才是真正帮助共产党改弦更辙，于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重起炉灶。共产党的既得利益尽可维持一段时期，被迫接受多党制的共产党自然会在新制度的熔炉里逐渐融化改变；这是从全民利益、大历史角度考虑的最低成本的大买卖。台湾的当下，就是眼前同文同种同根同命同党同国的显例、明证。

从王实味、右派到王若望，我们至今没有认真思考，至今没有理出头绪来，更没有深入、提高。读到王若望未亡人羊子大姐呼吁纪念王实味被杀六十周年的文章，我受到启发，写下了这些文字，以纪念王实味、右派们和王若望先生，愿“首先揭露毛共欺骗、虚伪的党内自由知识分子，……为中国自由文化而遭杀的自由精英……”王实味安息，愿右派们升华，愿王若望彻底反叛的精神普及、延续、扎根、开花、结果。这恐怕是对王若望也是对王实味和已死难的右派们的最好纪念。

2007年4月30日于地中海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