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稼来稿：驱动一九八九的力量

毕文稼来稿：历史的年轮，并不像树的年轮，那样均匀的舒展着岁月的褶痕；拐点处惊涛骇浪的一年或者一天，在后人的记忆里，在史书的墨迹中，往往超越了十年、二十年的静水流深。

一九八九，以它巨大的疤痕，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圈永难释怀的年轮。

广场，青春的刑场，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演绎为一九八九的舞台；上书、下跪、静坐、绝食，社论、对话、戒严、平暴，青春飞扬与冰冷坦克的碰撞，震碎了所有观众的灵魂。

筑起专制政权有两个必要的大堤，一个是暴力，一个是愚民；任何一个大堤的溃决都有可能终结专制政权的生命，而相应地，面对任何的决口，专制者都不惜以另一个大堤的力量去填补那突如其来的溃决。

一九八九年，新闻钳制的决口和雪崩，被以暴力的手段，用无辜死难者的躯体而填补。六四的枪声，不仅震惊了全世界，只怕也时时惊颤在镇压者的恶梦中。

十八年后，回放这依稀远去的枪声，可能会让后来人更加清醒。

 新闻的力量

千年文字狱的古国，步入二十世纪，被引入了新闻的力量；百年中国的悲情历史，不再仅仅是刀枪剑戟、人头滚滚的战争史，对民众思想和头脑的争夺，第一次把新闻的力量推到了历史的高地。

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日新月异，推动了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影响并改变历史；从辛亥前后的办报热，到鲁迅的弃医从文，国共两党组建中央宣传部，及至中共建政之后的言论桎梏，无不体现了对新闻力量的幻想和恐惧。

新闻的力量，在政权的手中，就变成了暴力为后盾的愚民魔鬼；在反对者的手中，则美化为启蒙民众的天使。敌对双方功利心主导下的新闻媒体，从来没有健康和独立，它或为文字狱的现代化狱吏，它或为战士们的新型“标枪与匕首”。

长期言论钳制下的民众，已经习惯于政权把持下的新闻媒体，并极为敏感其文章背后的政治含义，这尽管是一种悲哀，但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专制愚民社会的一种思想秩序。

逐渐融化、日渐放宽的思想秩序，在一九八九向雪崩走去。

 雪崩的悲剧

很显然，天安门的抗争，并不是一九八九的整体。延续着一九八六的习惯，北京的大学生们，试试探探的走了出去，他们自己也绝对没想到，四十多天之后，他们的胆子竟然膨胀了许多倍。

延续着一九八六的习惯，文字狱以为，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就能够把孩子们吓回学校去。这一回，孩子们错了，他们也错了。

政权内部意见不统一，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矛盾，放任了思想秩序的雪崩。从科技日报开始，工人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直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这许许多多喉舌的瞬间转变，使尚未明白咋回事的全国人民，彻底搞糊涂了。不过，习惯了看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脸色行事的国人，早已把这当成了党的号召，于是纷纷涌上街头，游行反腐爱国，支持学生去了。

媒体的报道已经为天安门的胆囊们打了不少气，跟着媒体反腐、支持学生的全国千万人游行，又借着雪崩中的新闻媒体传回广场，冒着风险、打着擦边球的记者编辑们，以为自己在为学生们雪中送炭，却万万想不到，送去的却是临上刑场的壮胆酒。

夏夜的广场上，美国之音的新闻、指挥部的广播、各种报纸的传阅，成了孩子们抵抗胆怯的最大工具。一九八九，终于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悲剧。

 坚韧与耐心

18年了，我们一遍又一遍的诅咒了挥起屠刀的屠夫，想必，他们也曾经一遍又一遍的做着自我谴责的噩梦；然而，前体制内今日流亡或坐牢的高官、前党的喉舌的编辑记者们，你们可有过些许的自责？不必以自己不得不流亡、不得不坐牢、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作托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理想，最起码要做到自己敢做敢当、得偿所愿，而不是靠新闻雪崩、牺牲他人来实现。

从胡耀邦去世到“六四”，不到60天的社会危机，固然是一场改革引发革命的演义，一个中国社会潜在矛盾的总爆发，而深究这段历史的过程及其在整个一九八十年代总趋势中的位置，我们不得不惋惜，这场新闻雪崩所驱动了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悲剧。

毫无疑问，新闻自由化、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是中国未来的终极目标，也是海内为许多有识之士毕生追求的社会理想；可是也应该看到，片面的、局部的、单方面的激进，不但有可能摧毁了渐进改革的步伐和成果，也很有可能酿造出更大的社会悲剧；比如军队国家化问题，就是一个在现状之下极为棘手、很难有所进步的问题。

毕竟，对整体社会来说，专制不如民主，但专制要好于“无治”！

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孩子们，今年也该进大学了，“六四”也十八年了，当我抚摩着历史伤疤，重新聆听当年的枪声，回顾驱动一九八九的力量时，我告诉自己：坚韧、耐心，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