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稼来稿：有一种“共和”叫“独裁”

万维读者毕文稼来稿：二十世纪开头的历史，是一个帝制崩溃、共和崛起的阶段：清帝逊位了，中华民国诞生了；沙皇退位了，俄国临时政府诞生了；德皇退位了，魏玛共和诞生了。

二十世纪上半页的历史，是一个共和变成极端专制和独裁、并引发最大规模国内革命、战争和灾难的阶段：中国走过了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共产党极权；俄国走过了二月革命、临时政府、十月革命、俄共专政、斯大林极权；德国走过了柏林革命、魏玛共和、纳粹颠覆和第三帝国暴政。

“共和”的理想在抵抗王权专制的过程中，甚至在人类社会结构上，都不失为一个进步的理想；然而，在既没有宪政保障的基础上、又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共和”变成了政治野心家们独裁的工具。

1915年中国思想界先驱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谈到了他对“共和作为国体”的态度：“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昔吾对于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尝施反对矣，吾前后关于此事之辩论，殆不下二十万言，直至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犹著一小册，题曰新中国建设问题，为最后维持旧国体之商榷。”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既对辛亥之前孙中山之流心醉共和的新进耳食家、革命家进行指责，也对袁世凯之流欲借“君主立宪”名义实行复辟独裁的阴谋家进行批判。强调了国家政局渐进过程中，政治体制革新（宪政民主）要重于国体的变革，既反对共和对君主制的革命颠覆，又反对辛亥之后共和始建却又欲回君主制的反颠覆。

一百年过去了，当西方在民主宪政道路上渐进共和之机，革命催生的共和国却还在独裁的道路上垂死挣扎。古巴共和国、伊朗共和国、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乌兹别克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共和国等等。

一百年过去了，当代的中国还在宣扬着“走向共和”这种古老的理想，当代的中国士子们还在混淆着“共和”与民主、宪政之间的区别。主流媒体对人们的洗脑的成效巨大，能把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人，时空错乱的崇拜晶体管收音机一样，崇拜起“共和”来了。

另一方面，兼具共和、民主、宪政的超强国家美国的成功，也常常让那群“盲人摸象”的中国政治盲人们，自孙中山而下，抚摸着美利坚的一块胎记，高赞起“共和”的意义，从而割裂了美国的历史传统、以及构成美国成功的共和、民主、宪政、言论自由等的不可分割性。

政体重于国体，早就是现代西方政治的一个共识；可叹的是，现代的中国政客们，竟然还有一群远古化石，还在高举着“共和”的大旗，来做民主宪政的诉求，他们其实和那群号召“恢复帝制”的满清遗民一样，都是不分轻重、黑白单线条思维的智障群体。

一个党、一群人对国家的专制，和一个家庭（皇家）对国家的专制，都是独裁，很多时候，“共和”制造的独裁，比君主的独裁更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