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据《解放军报》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选举产生中共十七大代表296人，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当选为代表，但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上将却不在名单之列。人们相信，68岁的由喜贵将在十七大后卸任。
中央警卫局局长一职在中共权力斗争中的举足轻重份量，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已经在1976年的关键时刻得到实践验证。因此，让由喜贵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一职，是江泽民在卸任后保持政治决定权的重要布局，可说是对其核心地位的最后保险。由喜贵的淡出，澄清了海外长期以来关于“江胡斗”的传言：虽然由于最高权力的更替，新核心为任命自己一系人马，不可避免要触动原核心旗下的人马及其既得利益，但斗争并没有延及最高层面，也没有影响权力交接；以陈良宇案为标志启动的江胡之最高权力的实质性交接，是坚定的，且已接近尾声，十七大将是交接完成的标志。
从中共历史看，此次最高权力的转移是最顺利的。既没有象毛、邓时代历经周折、城头变幻，又不须等到前任离世才能完成。更重要的是，这种前任仍健在情况下发生的权力移交，并没有使后来者束手束脚。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到最近6.25讲话，胡锦涛提出了不少对前任具有纠正性意义的说法，树立了自己的治国理念架构。如果这种成功移交其中没有包含多少偶然因素，那么可以说它已经创立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的最高权力和平移交之典型示范。
毫无疑问，即使在最高权力真正移交出去后，江泽民仍会拥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而且仍将是权力棋盘上颇具份量的一只筹码。但他将不再是权力核心，不再是政治决策的最后决定者，而只是可以提供咨询意见的元老，尽管是最重要的元老。
十七大后，胡锦涛的核心地位终于可以名至实归，但为期只有短短5年。5年后，第5代核心将在名义上接位。根据江泽民创立的规则范例，在第5代任期的头5年，胡锦涛仍可拥有最终决定权，然后就须真正放弃实质性权力。显然，能够真正掌握实权的5年，加上可以幕后操纵的5年，总计10年，时间并不短，但由于一直在荆棘丛生的权力关系的泥浆中行走，需要平衡的关系、利益太多，很难有大的突破性作为。这也是中国现行任期制度的特征：保持稳定性、连续性易，大的突破难；大突破只可能是形势逼出来的，即在条件充分、形势具备下的顺势而为。执政者的作为，不可能超越客观局限性。
因此，在胡锦涛为十七大乃至中国后十年定调的6.25讲话中，虽然不乏对前任政策、理念的调整，但更多是继承。6.25讲话的核心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从政治层面而言就是集权、稳定。前者要求拒斥类似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后者必须限制政治空间的开放与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中国社会由于特殊利益集团膨胀的不可抑制、官民矛盾的激化而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在执政者层面上还压不倒对于控制和稳定的需要；众所期待的十七大，预计在政治改革、党内民主方面，不是举步甚微，就是只能作出些象征性的动作。
在这种体制惯性下，与权力相纠缠的特殊利益之膨胀难以避免。媒体披露的“黄菊当上上海市长后，身负与纽约和新泽西港口商讨合作的重任，带着徐匡迪、沙麟、夏克强等好几个副市长访问美国。但是他刚下飞机，什么人都顾不上见，什么事都顾不上谈，第一件事是在纽约唐人街麒麟金阁酒楼，请正在这里留学的江泽民公子江绵恒吃饭……”等场景，充分展示了不受制约的权力易于腐化的特质。体制内腐败与反腐的较量将长期存在，胜利总是“阶段性”的，根本性的遏制难以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稳定虽可维持，但真正的和谐难以实现，社会关系将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和刚性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紧张和刚性使社会对各种开放趋势没有免疫力，只能更趋封闭与僵硬。一旦经济增长受挫，这种由“不和谐”导致的紧张和刚性，就可能成为社会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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