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从《中国改革》到《读书》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原题：从《中国改革》到《读书》——资本主导中国）：在众说纷纭的是非喧嚣中，为时近月的“《读书》换帅”一事终于尘埃落定，有人欢喜有人忧。从2005年的《中国改革》，到今天的《读书》，为时不过两年，新左派三大公共言论的纸媒阵地已经三易其二，只剩下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天涯》在苦苦支撑。不管立场、情感的倾向性如何，中国传统媒体界这种“左倾命不长”的典型现象，值得所有关注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深思。

与左右翼倾向极端的媒体因言论激烈而遭官方整肃不同，《中国改革》与《读书》历来表现温和，并没有干犯当政者之大忌。因此，其“换帅”另有玄机，更加耐人寻味。看相关评论，左翼多认为“换帅”是部分当权的既得利益者与右翼媒体联手“合围”的结果，而右翼则认为这是市场选择所致。笔者认为右翼的判断更接近事实。

“换帅”一事，与舆论炒作的关系不大。《新京报》从记者、编辑到主事者，当然有其倾向性。但他们最大的倾向性，不是观念，而是利益，支配他们行为的最强烈动机是新闻的轰动性以及由此可能而来的利益。为了这种利益，有些人连“黑心包子”之类的假新闻都敢制造。事实证明，《新京报》此次率先报道的并非假新闻，反而可说是抢得新闻先机的典范。表现恶劣的，只是它扭曲了李少君谈话的原意，并且拒绝道歉。

从事态的演变不难看出，在《新京报》报道之前，“换帅”决定早已作出，难以更改，只是还需经过一些程序而已。媒体的炒作并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很难说《新京报》的报道究竟起到了哪个方向上的作用。从陈水扁挨枪子反而支持率大增的例子看，舆论介入很可能增加了“换帅”的难度。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暗箱操作总比公开操作更容易。如果“换帅”一事客观上犹有可挽回的余地，那么《新京报》的报道及随之而来的舆论反应，很可能会使酝酿中的“换帅”无声无息夭折。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并非如此，可见《新京报 》只是提前披露了某项既成事实。

与两年前的《中国改革》相同，导致《读书》“换帅”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媒体本身的经济利益，幕后推手则是“观念+市场”——观念右倾（认同“改革开放”）、手中握有实权的一些官员，根据市场的反应（或对市场的预估），作出了“换帅”决定——事实似乎就是如此简单，其间并没有什么“阴谋”的味道。

先说观念。自文革后清除“三种人”以来，历经多番新旧更替和利益、观念的熏陶后，迄今为至中国官员中绝大多数都是赞成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改革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右派占据了中国政治权力的主流。这些从观念到利益都认同市场化改革的官员们，自然看质疑这一改革路径的新左派不顺眼。一旦逮到机会，就会毫不留情地安排他们“下课”。

但问题是，执掌实权的官员们的这种观念倾向并非始自今日，为什么直到2005年才对《中国改革》、2007年才对《读书》出手呢？这说明，观念倾向只是为这些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铺垫了某种思想基础，真正促使他们行动的，还是市场的力量。

在此次争论中，汪晖、黄平都曾以《读书》的发行量为其市场表现辩护。其实这种辩护颇具几份幽默色彩，更凸现了学术人在陷入现实问题时的无奈——新左派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在市场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一强独大，“广大劳动人民”实际处于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如果以批判资本为宗旨的新左派刊物都能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业绩，那岂不否证了新左派自己的观点？《读书》在市场中遭遇滑铁卢，恰好证明了新左派理论的坚挺。《读书》虽为同类刊物中之皎皎者，其发行量保持或达到了10万之多，但媒体最看重的是“有效发行”，即能够带来广告的发行。《读者》的广告收入又如何呢？前景将怎样？不言而喻，只要我们还承认在资本家、企业家群体中，受虐狂患者并不多，那么就不难想象，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将广告投放到以指责他们为宗旨、以敌视他们为立场的左倾媒体中。

由此可见，导致《中国改革》、《读书》等原左倾媒体易帜换帅的主导力量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即资本的力量。由于市场的反应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淀为媒体利益的反差，因此资本的意志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压倒其它因素。所以原左倾媒体的易帜换帅，往往伴随着该媒体或主办单位的“转制”。

在市场社会，资本的力量沛然莫之能御。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途中，兼有政治社会与市场社会的双重特性。表面看，政治权力在中国最强大，但它不能长期忽视资本的利益和意志，因为后者决定着经济形势，而经济形势左右着政权稳定。政府的强制如火，市场的力量如水，只要不正面对抗，资本的力量似乎比权力更有韧性，更加无孔不入——它在无声无息中主导着政权稳定之外的许多领域。

当下中国，象《读书》这样的媒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朝易帜，未免令人遗憾。俗语云：不遭人忌是庸才。为人如此，媒体亦如此。对《读书》持续不断的抨击，证明了《读书》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在自由主义成为知识界意识形态的主流并且似乎势不可挡时，《读书》始终坚持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中国问题；当“改革开放”已成为全社会“共识”似乎“不可动摇”时，《读书》始终执着对公众发出某种表示质疑的不谐之音。越是在众口一词的时候，这种不谐之音就越为可贵。

怀疑以及对怀疑的宽容，本来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但在今日中国，能够这样做的自由主义者不多，许多人都忙着党同伐异，将新左派的不谐之音视作他们“征服人心”的最后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以“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路线作为标杆，可以说自由派是站在权力一边；而独有《读书》等左翼的声音，肩负起了质疑和批评权力的责任，这就是以反集权体制为旨归的自由派却大多能够与现行体制相安无事的原因——回头看，虽然自由派还觉得不满意，但其实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出颇远。说这些并不是要作价值判断，而是想指出：任何一种价值，不管它多么珍贵，都不能在实践中走过头；而任何一种已经成为主流的观念，只有时刻保持对它的批评和警惕，才不会在实践中走过头。中国近30年的改革实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深刻反思，早已充分证明了此点。《读书》和新左派的价值，不仅仅是在思想学术层面作为主流自由派的对立制衡面存在，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层面作为对主流政策的质疑声音而存在。

主导今日中国的，除了权力，还有资本，而思想的力量相对渺小，甚至在很多时候思想只是被决定之物，尤其是它的传播。右倾的媒体和媒体人，往往因反抗权力而遭到权力的整肃；而左倾的媒体和媒体人，则往往因指责资本而被资本淘汰出局。就现实而言，这是遗憾；就精神而言，可谓求仁得仁。由于资本的力量比权力更加无孔不入，所以右倾媒体还能以妥协求生存，但左倾媒体往往求妥协而不可得，这就是市场中媒体“左倾命不长”的原因。

《读书》“换帅”一事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促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决定这个社会的力量究竟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可能将中国导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