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从“强奸”到“洗脑”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原题：从“强奸”到“洗脑”——兼回应大战风车的芦笛先生）：

与唐吉诃德一样，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芦笛先生似乎总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颇具大战风车的潜质。

在《大气功师冼岩》一文中，芦笛先生为笔者罗列的主要罪状是：“拒绝学习对方的先进文明，只知抱残守缺、浊气一涌，即时拼死”。接下来有一大段论证，在“逻辑思维”上倒没什么问题，只可惜与我本人没什么关系。如果不是芦先生在文中多处引用拙文，我还以为另有一位名叫“冼岩”的人也写了一篇《被催眠的余英时》呢。

无论是在此文中还是在其它文字中，笔者从未提到过“如果落后国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自动投怀送抱的卖淫行为”或类似意思，也从未有过类似“反侵略的大义所在，就是拒绝学习对方的先进文明，只知抱残守缺、浊气一涌，即时拼死”的主张，芦笛先生又是依据什么归纳出“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的呢？莫不是为维护“余英时老”，一时心急，眼镜也没戴就跳出来了？

我与余英时先生的分歧，不是如何“应对”侵略的问题，而是强制性贸易乃至八国联军是否具有侵略性的问题，整篇文章说的都是这个。既然连芦笛先生都承认“不能否认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列强确实对落后国家进行了侵略”、“西方文明在个体和群体水平确实奉行双重标准”，那你还和我急什么？是不是找错论辩对象了，一看到敬爱的“余英时老”挨批，马上“阶级感情”就喷薄而出了？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当年有没有发生侵略是次要的，如何应对才是关键。但笔者不这么看。这不仅关乎历史的真实，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认识自我，如何自我定位，如何把握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人历来有以史鉴今的传统，如果被借鉴的历史是片面的、歪曲的，今天的选择很难明智。按照余英时先生的叙述，其实西方人也很在意这一段历史，所以他们一般“都没有特别强调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方面”。西方人都有理由重视这段历史，中国人更有必要正视它。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自己当年的封闭、落后，也可以因此激发发奋学习、赶超西方的雄心，但绝不可被西方主宰了我们的意志和头脑，变得只能用西方的眼睛来看历史和今天。

关于如何应对，毛泽东有一段名言，大意是说中国本来是要虚心学习西方的，但没想到先生老是打学生，所以不学了。对此，当代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王小东先生解说得妙：正因为先生打学生，学生更要加紧向先生学。先生能够打学生，说明他比学生强；学生把先生的本事学好了，就不再怕先生打了——确实，挨打是因为落后，要改变落后唯有奋起直追。在此过程中，只要能为我所用，科技、制度、文化，什么好的都可以拿过来。但是，所谓“拿来”，必有一个“拿”的主体，这个主体必须具有独立的精神意志，不能丧失自我，以西方人的意识为意识，连被侵略欺凌的历史都要否认。

那些“不特别强调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方面”，甚而根本不承认“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华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人以“启蒙者”自居，自己虽明白侵略是铁定的事实，但为了使国人在学习西方时没有心理障碍，于是有意为西方涂脂抹粉。如前所述，这种“启蒙”方式是极其有害的，它很可能使中国人的思维由一个陷阱跌落到另一个陷阱——真正的启蒙是告之以真相，真相才是最好的导师，真理仅在真相之中。

另一类人如余英时先生，完全接受了以西方为中心、视其它为蛮夷的观念视角。因为“西方的海洋国家都是要向外扩张的，政府在后面支持商人。西方人到中国来跟到非洲去一样。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来传教的，一种是来做生意的，这些活动都是推展他的影响力或势力”；“这是他的文化本身内部不可消灭的东西。到今天还是如此，它到全世界还是要做生意，对不对？他的宗教人士还是要到全世界去传教，就是看你会不会应付的问题”，所以西方这些行为就被视为是合理的——余英时先生在身居西方的华人学者中，还算是颇有故国情节的，由此可见西方意识形态之强大。

所以我称其为西方式“洗脑”。芦笛先生辩称：“所谓洗脑，乃是剥夺了你占有、比较、鉴别、选择各种信息的自由，人为制造信息黑洞，阻断一切与主旋律不谐和的噪音，强制性地反复输入当局精心挑选甚至捏造的欺骗性信息，使得你丧失独立思考判断的一切可能，沦为被权势者随心所欲在精神上强奸的受害人”——可惜这只是芦笛先生个人的理解，并不是“洗脑”一词的定义。在我看来，芦先生所述只是洗脑的一种方式，洗脑并非没有其它方式；凡思想被某一种观念或思维定势所左右，看不见与此观念有悖的明显事实，即可称为“被洗脑”。以余先生之学问及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竟然连芦笛先生都知道的“不能否认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列强确实对落后国家进行了侵略”、“西方文明在个体和群体水平确实奉行双重标准”也不愿承认，不是“被洗脑”是什么？

芦笛先生还提出：拙文中“自由选择不容外力干预”与在西藏问题上主张“特殊习俗、文明不容外力改变” 这两条是“一以贯之”，质问我由何得出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看来，这一回芦先生确实没来得及带眼镜，以至于连“逻辑思维”也不顺了，“暴露了他惨不忍睹的头脑的混乱”。相信读者都已看到，拙文所谓两重标准，是指一些自由主义者在“当年中国被西方强制”与“今天西藏被中央强制”这两件事上，使用了不同的道德标准，只将“自由选择不容外力干预”用于今日西藏而不用于当年中国。这种取舍之间，体现的都是西方利益。我并不认为，包括余先生在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主动为西方着想多于为中国着想，他们可能还自以为自己是在为中国着想呢。惟其不自知，故曰“被洗脑”。

最后，有必要一提的是：所谓“由强奸犯与被强奸者杂交而成的后代”，是从“西方强奸中国”这一比喻引申来的，意指余先生在精神上已完全被西化而不自觉。而精神强奸、意淫等说法，许多作者都在使用，芦先生在上述对“洗脑”一词的解释中，就不自觉也用了一把；既然指精神，当然与所谓的“性侮辱”风马牛不相及。论者多纠缠于此，适显其黔驴技穷。虽如此，但这种叙述毕竟易引人误会，如果因此而使余先生的心理受到伤害，笔者愿在此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