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中国政府反腐策略分析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17大前夕，中国政府骤然加大了反腐力度。继7月10日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迅速执行死刑后，7月26日又给予原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时间点上的巧合，使此轮反腐高潮难免“权力更替需要”之嫌疑。但不管政府的出发点、动机如何，反腐力度确实在此时此刻创造了“历史新高”。从这种难得一见的火力集中扫射中，更易于窥见开火者的策略与目标。

以北京刘志华、湖南郴洲李大伦的落马为标志，此轮反腐高潮实际上已持续两年之久。厅局级以上高官落马之频繁，尤其是省部级高官落马人数之多，为近20多年来所仅见。但是，如此强度的整治贪腐，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贪腐弥漫的局面，与民众的期待更相距甚远。要说这种力度的肃腐就已经对贪官产生了“震慑”作用，恐怕说这话的人自己首先就不相信。果不其然，5月30日中纪委发布“八项禁令”，抛出所谓“坦白从宽”“30天大限”，结果应者寥寥。

没有人相信政府会盲目到如此程度，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一切皆在政府意料之中；也没有人相信政府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这种种明显作用有限的操作背后，可能隐含着某种特殊的目的，那就是“作秀”。

是的，政府就是在作秀。所以，它才重视反腐的宣传效应更甚于其实际效果。真正对腐败具有遏制作用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迟迟不能进入立法程序；而几乎毫无实际效果的重叠性机构设置例如设立预防腐败局，当局却乐此不疲。当局对编制反腐教材、开发反腐网络游戏等形式主义的兴趣，明显大于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后者一直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通过种种手法，放大处死郑筱萸、双开陈良宇的视听效应。这种作秀，部分是源于不得已：当贪腐已注定不可清除时，作秀或许是惟一选择。

贪腐在当下中国之注定不可清除，根源于现行体制的两种内在矛盾。其一，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社会治理必须遵循自上而下的方向进行，必须依靠各级官僚，赋予他们足以压制民间反弹的足够权力，必须拒绝、至少是减少对权力自下而上的限制；总而言之，必须使各级权力除了接受上级的领导外，再没有任何其它力量足以制衡之。

其二，无论是从对社会生活的主导作用，对经济领域的强大干预，还是从本身所掌握的资源看，政治权力都是这个社会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执掌这种权力的政府官员，不可避免地成了这个社会的“一等公民”，他们必然要追求与这种地位相称的个人财富和消费能力。但由于这个政权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标记，不可能公开给予官员太多薪酬。尽管公务员的工资一涨再涨，尽管“职务消费”的黑洞沉沉，但比之可以公开腰缠亿万的大款们，政府官员仍然显得囊中羞涩。陈良宇的亲信、原上海市宝山区区长秦裕最近就对媒体坦承，心态不平衡害了自己：自己每天辛苦工作十多个小时﹐却只拿取微不足道的工资；而那些前来争相献媚的大老板，反而腰缠万贯；由于手中有权﹐便落入了贪欲的陷阱。

除非一个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力量能够相互制衡，达到某种平衡；否则，一强独大的政治权力必然要尽可能把经济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政府如此，政府官员亦然，这是一种无法抑止的冲动。对此，政府只能睁只眼、闭只眼，默许官员以贪渎的形式自行缩小从政治权力到个人财富之间的差距。

这才是当下中国的现实。正因为攫取与身份地位相称的个人财富是不可抑止的冲动，所以腐败的弥漫难以遏制。即使在人民日报特别为“双开陈良宇”配发的评论文章《中央查处陈良宇彰显反腐决心》中，也特别提到：“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会有腐败，反腐败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当下中国，“无官不贪”的判断固然太过分，但由于贪渎已是如此普遍，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把“官员贪渎”视为一种合理假设。更为简洁的处理方式，是将腐败视为一种另类税收，它广泛存在于一切与政府有关、或政府权力的触角能够触及的经济活动与资源分配中。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不同的项目安排意味着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所以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常常爆发激烈的争夺战；但对于“纳税人”来说，政府的具体决策其实无关紧要。不管是三峡大坝还是奥运工程，不管是发展经济还是建设新农村，总免不了要支付这种隐性税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维持现行体制运转的一种必要成本。

腐败这种税收或成本，无疑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同时使经济活动必须负担额外的成本，损伤了经济效率。但是，就是在这种附加的分配不公及效率损耗下，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社会维持了基本稳定。这是因为，这种额外的付出，对应了一种特殊的收益，那就是现行体制的有效运转。

在官员的自我利益得到保障的基础上，现行体制表现出某种特殊的有效性，即它能够集中使用资源，能够压抑其它方向的需求。所以，这种体制在国际竞争、二次分配等方面，迄今为止还表现出某些优势。各级官员一方面执行上级指令，将资源集中到指定方向上，压制不利于主攻方向的声音；另一方面假公济私，雁过拔毛，从中渔利。这样一种增长、发展的进程，需要支付社会风气、社会公平、资源与环境等方面的代价，但只要这一过程能够持续，这些负面性倒也并非不可克服或调整。

由于在很多情况下，现行体制对效率的提升弥补了权力腐败对效率的损伤还有余，因此腐败对社会的最大损害是在公平方面，尤其是令大多数人感到了强烈的不公正。不管是收入受损的贫困人群，还是收入持续上升的白领高层，面对这种“不公正”，他们的愤慨是相同的。正因为如此，在腐败不可治理的情况下，治理腐败的实质，其实是减轻民众的不公正感觉。

所以，政府需要作秀。通过大张旗鼓地抓腐败典型，可以起到三种作用：一是使官员腐败有所收敛，不致过于嚣张；二是以“反腐败”的姿态与腐败分子划清界限，彰显政权本身的正当性；三是减轻民众的不公正感，使他们多少对未来还抱有向善的期待。

由此可见，看似撇脚的反腐措施，其实暗含极精确的计算，这可能已是现有条件下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好。在腐败弥漫、贫富分化的背景下，真正的“和谐社会”难以企盼，只能尽力将“不和谐”控制在不会导致社会危机爆发的程度。

和谐的基础是公平，不公平是衍生不和谐的最大渊源。当下中国社会的不公平，集中体现在两点：一是部分人依托权力以不正当方式攫取财富，二是少数弱势群体生存状况恶化。针对这两点，中国政府将“点缀式反腐”与“兜底式社保”结合起来，从上下两个层面，以最小的付出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民众的不公正感，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可以说是一种合符经济学原则的处理方式。

“不和谐”已经被控制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只要经济增长还能持续，目前这种浑浊的进步就会继续。这种状况当然不能令身在其中的大多数人满意，它还毫不奇怪地使不少人义愤填膺。但是，伟大从来就是复杂的，发展也总是蕴涵着不干不净，二者都不属于道德的范畴。只要能挺过这一段时期，未来的历史或许会将今天描述为“黄金时代”或者是“进步时代”。

因此，当下中国的真正忧患还是在经济。经济增长的持续总会有尽头，关键是这一尽头距离今天是远是近。由于中国一直通过政府干预来熨平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地在经济体内部积累、压缩了许多隐患。一旦增长停滞，可能引发骨牌效应。不断以行政力量熨平经济周期的后果是：一旦周期熨不平时，随之而来的，一般不会是短期的、小幅度的调整，而将是长期的、大幅度的停滞或倒退。

如果这种危机爆发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城市的主要成分，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明显提升、经济质量显著改善之前，那么中国很可能挨不过这一关，又会被打回原形，不得不再一次从零点开始下一个百年轮回。

如果中国的运气较好，经济危机跚跚来迟，那么中国必能挺过这一关。如此，则太阳底下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