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8月13日载文《我为什么要把钱放在大象而不是放在巨龙》，摘要如下：
印度迎来独立六十周年，西方对印度的热情破纪录的高。而且尽管印度的民主主义口号“印度大放光芒（India Shining）”受到西方评论员的嘲笑，但印度似乎是未来的国家——充满活力、民主、多元化，而且越来越像是中国之外自由市场选项。印度似乎最终实现其总设计师尼赫鲁的梦想。尼赫鲁曾预言，一旦摆脱英国的统治，新的国家将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发达国家，在全球体现“时代精神”。
然而，尽管印度最近的外国投资上扬，但跟中国的相比还是小儿科。商界有理由谨慎。尽管印度的高技术和软件产业给西方白领造成恐慌，但事实上只有3%的人口可以说得一口好英文，而且有30%人是文盲。印度的电力消耗只是世界平均数的1/3，而且只有2%的道路是四车道公路。
作出这种不利对比的不仅是西方商人。印度人自己也饱受中国邻居的成就的折磨。在六十年代他们担心印度不善于社会主义，如今他们担心印度也不善于资本主义。至于如何回应，印度评论家有不同的看法——不清楚该殴打他们还是该加入他们。印度流行经济学家敦促印度虎像中国龙咆哮，或者希望印度龟超越中国兔，同时也有人梦想新的全球实体——Chindia。
较为清醒的印度决策者认为，与合作或迎头竞争相比，效仿是较好的对策。在尼赫鲁时代，官员团队跨越边界去学习集体化。如今大群CEO蜂拥分析管理风格和产能。政府也渴望复制中国。但，相较于邻居中国龙，印度经济仍然是笨拙的大象。
跟中国龙兔相比印度会不会总是龟象？如果印度可以超越其不和的政治（最近的选举显示有这种迹象），那么它肯定有取得经济优胜的潜力。与中国相比，它有人口优势——到2050年，它拥有更多的劳动年龄段人口，而它的北方邻居则担心到时会缺乏这种劳动人口。中国执政者娴熟地处理经济自由化，但在政治领域能否达到同样的奇迹仍然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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