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野来稿：科学与基督的渊源

万维读者玄野来稿：西方基督教世界在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迅速地发展出系统的科学，进而称霸世界；中国文化拥有着两千年领先世界的历史，却与科学无缘。这一点几乎困惑了每一个中国人。科学为什么单单出现在欧洲，科学与基督教到底有何渊源，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的话题。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现象取决于文化的差异，而非个人智力的高低。人类的灵性对自然的奥秘保持着永恒的探索激情与敏感。庄子问：天之苍苍，其正色也？自然是如何涂抹了天空和海洋的蔚蓝色呢？对自然的洞察与思索多取决于个人的智慧，而由此到真理的最后揭示往往需要数代人上百年的努力，远不是个人之力所为。某一项科学发现可能因为某些人的智慧，但是作为一个庞大而系统的高度继承性的科学的发生与发展，必然决定于哲学思路，信仰类型和社会结构。

哲学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因为视角的不同，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地域的文化创造出了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一个适合于科学诞生的哲学思路－－或者说观察世界的视角，就成为科学出现的决定因素。可以说，古希腊的一系列哲学思想，尤其苏格拉底的理念论就是这样的哲学思路。而在人文环境方面，信仰，文化类型和社会结构对科学的发生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我们所需要思考的正是基督教在这一方面的角色。

不同文化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对世界主宰的认识。世界的主宰只有一个，而人类的描述却千差万别。西方叫做上帝，中国称为天道。斯宾诺莎泛神论的上帝与老子的道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也惟有从那时起，二者在哲学意义上的对话和比较才更有效地集中在实质上。他们所观察的侧面是不同的，西方的上帝是极尽勤勉与严谨的，而中国的天道是潇洒与超脱的。认识的差异对自然本身没有影响，却决定了人类奉行什么样的信条来服务或者追随上帝或道。东西方文化对待世界主宰的态度具有显著的不同－－一个执着，另一个超然。上帝创生万物，抚育恩泽万物，并审视万物。道则是另一番形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对天道的描述是令人陶醉的。但这种美所衍生出来的人文环境却不支持科学的发生发展。追溯一下基督教信仰在科学发生发展中所承担的角色，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科学在近代基督教世界的发生发展并非偶然。科学本质上源自于人类的灵性，是无价值或者超价值的概念。科学起初是无法应用于实际生活的真理，科学生发出技术才能够为人类创造利益与价值。所以作为高度系统性并且高度继承性的科学诞生的困难并不在于智力的高低，而在于社会是否有一个环境支持这种没有价值的学问的发展，从而在许多代人的努力以后一步步构建这个辉煌的大厦。个人的信仰是否坚定到足以执着于自己的特立独行？文化类型是否给予这样的行为以尊重？而社会结构是否提供了经济支持？作为经典力学主要奠基人的牛顿说，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揭示造物主工作的慎密与伟大。在那个时代，整个欧洲对上帝的信仰程度是超乎我们想像的。上帝创造万物，是让人认识他，追求他，感激他，科学研究是对上帝的最崇高的服务。科学工作上升到了信仰的顶点。这在科学家本人所激发的能量是无限的，而社会不但给予极高的崇敬，也会产生特定的职位或者机制为科学家赢得丰厚的经济来源。这样，基督教世界就为科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支持。

同时，科学家的上帝与教会的上帝是有显著区别的。牛顿并不相信教会的三位一体教条，他的宗教观点与亚流学说及赫尔墨斯主义有联系。如果他的上帝观公布于众，他所拥有的一切将不复存在。在牛顿之前的科学萌芽之初，科学家的各种上帝观与教会的上帝观之间的冲突就已经存在，在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等人的身上这一矛盾表现的尤其尖锐。当代人在理解这一矛盾时有一个错误，认为这是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在科学家中，布鲁诺与教会的冲突可能是最大的。在当代中国看来，布鲁诺是为科学的信仰与宗教做斗争而献身的。但是当代英国学者耶兹通过研究认为，布鲁诺并非从现在所谓的“科学”的角度提出他的哲学世界观，相反却是为了将人们的自然观推回到赫尔墨斯传统中。赫尔墨斯主义主张：“上帝之完满就是万物存在之现实，有形的和无形的，可感的和可推理的。任何存在都是上帝，上帝就是万物。”布鲁诺是为了他毕生信仰、追随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而死的。在当时，布鲁诺所坚持的信仰在欧洲很有市场，而且为很多人所尊敬与崇拜，只是在某些观念上与罗马教廷相左。最后被人骗至罗马也是以拜师学法术为名。可见其思想并非为欧洲主流文化所排斥。所以，布鲁诺悲剧的本质不是科学与基督教的斗争，而是教廷思想独裁不容异议的结果。而这种现象自古至今都屡见不鲜。当然，没有哪一个统治者喜欢布鲁诺这样的人物，但以布鲁诺的遭际导出基督教的反动在逻辑上并不成立。牛顿隐藏了自己信仰中与教会相抵触的部分，哥白尼则避免了自己与宗教的正面冲突，而布鲁诺对基督教的观点毫不客气地抨击。三个不同的策略造就了三个迥然相异的人生，这样不同的人生对科学真理的传播并无影响。区别只在于他们对待信仰的不同态度给后世留下的启示各不相同。

科学是人类灵性的直接代理。神性是涵盖欲望，需求，价值等问题的人类基本属性，而灵性则是无价值或超价值的另一人类基本属性。人被新事物所吸引，不是由于利益驱动，而在于好奇心，探索的欲望，也就是灵性。科学是一个顽皮而不受约束的孩子，在海滩上玩耍时拣到许多色彩迷人的石子，而这些石子中往往有几粒钻石，研磨以后可以开金破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作了世界，设计了我们所能感知认识的一切，上帝创造万物，是让人认识他，追求他，感激他。科学研究是认识自然，也就是认识上帝。因此，科学被赋予了神性的色彩，具备了崇高的价值，它的发展就得到了最雄厚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基督教或者说西方的上帝观中神性收编了灵性。

在科学的数百年建构过程中，欧洲人的上帝观，也就是区别于中国的天道和印度的六道轮回的对世界主宰的认识，起了关键作用。联系到古希腊哲学，可以说是地中海文明中的哲学理念和上帝观导致了科学的诞生。从世界范围来看，基督教与科学有着必然的渊源；而对于欧洲自身而言，虽然客观上基督教的上帝观所造就的人文环境促生了科学，但是科学家们的上帝观应该是一个比宗教本身更广泛的文化概念。在科学家那里，上帝可能是天主教的，也可能是赫尔墨斯主义的，甚或是亚流学说的，更可能是泛神论的，不一而足。牛顿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很不以为然，爱因斯坦却笃信自己同宗的理念。二人心中的上帝不同，对科学的贡献却不相伯仲。

科学在当代中国受到极大的重视却又踟蹰不前，哲学上的偏颇和信仰的缺失导致了这一尴尬现象。崇拜上帝的人对未知世界是敬畏的。科学的发展指向未知世界，敬畏自然的信仰是科学发展的底线。一些机械的无神论者以万物之灵自居而凌驾于自然之上。因为对科学已经不再是信仰，而是利用。人们对无法见到其应用前景的科学丧失了兴趣。以主人对仆人的心态对待未知世界，未知世界就关上了大门。一些哲学派系似乎是科学的代理，将人类需求作为科学的源动力，这无疑是谬莫大焉。牛顿创立经典力学和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和质能方程，人类的需求在这些最典型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中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是科学的进步推动了需求的满足，而不是相反。需求所推动的主要是应用技术的发展，很少能推动科学本身的前进。当物质需求被错误地放在了上帝的位置，科学在这个价值体系之下已经不是被收编与抚养的地位了，而是被囚禁与利用。把科学的最高目标设定为人类利益，当无法看到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时，研究者自己都觉得愧疚，更何谈社会地位与经济来源呢？科学也就失去了人文环境的支持。记得有某位著名科学家在谈及基础科学研究的价值时说，基础科学从最初的成果到创造生产力需要很长的周期，可能是一百年的时间。显然，无论他的目光多么长远，他对科学的价值定位依然是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如果回到几百年前的牛顿时代提出这个问题，相信人们会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亵渎。因为是人类服务于上帝，而不是相反。时代变迁，如今强调高于我们思维能力之外的上帝可能令许多人难以信服。如果我们从上帝那里退回到自己的思维中，那么，将人类的物质利益置于价值的顶端，是否是欲望驾驭灵魂，感官指挥大脑呢？

在不同的国家社会里，所使用的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工具是相同的，导致区别的是科学在社会中的定位。首先是真理与科学在个人内心中的信仰定位，或者说，真理在人的心中处于何等地位。其次是科学的社会定位与经济定位。科学在全社会的地位如何，从事科学的人，如果他的研究不能造福人类，社会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在普通人的意识里，科学是无条件的崇高与神圣呢？还是因为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而为人儆仰？只有前者才能形成尊重科学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为追求真理和科学的人创造良好的职位也就是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的了。现时代的国人重视的往往是科学的经济定位，以为有了强大的经济投入，科学自然就发达了。其实不然，当科学的从业者没有将科学作为一个信仰，而只是作为谋生的工具的时候；当社会对科学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应用层面的时候，再巨大的经济投入都不能根本改变科学在这一社会中的尴尬处境，而资金在到达最需要的位置之前就会被人性的缺点消耗殆尽。在一个适当的信仰确立之前，中国对基础科学加大经济投入以期科学的迅速发展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