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来稿：中共意识形态与执政方式的演变

万维读者牟传珩来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中共执政方式也发生了某些演变。特别是胡温执政以来，不断提出执政能力问题，并将此提高到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然而，如今中共执政意识形态已丧失了指导性地位，既无法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多元现实，由此也就导致了中共执政价值观的紊乱与发展方向的模糊。中共这种执政意识形态的危机，决定了党的执政地位与执政方式的危机。此据媒体报道，胡锦涛在 2006 年度第12 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议上承认，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他为此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 三要"，即"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增强忧患意识，要有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危机感"。中共传统意识形态是其执政的政治软力量，在管理社会过程中起着其它任何要素所无法取代的作用。其实要提高政党执政能力，首先在于更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例如，布莱尔在 1994年担任英国工党领袖后，认为英国正暴露一系列深刻的矛盾：政党信誉下降，政府不堪承受福利国家的沉重负担，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个人主义盛行，社会缺乏凝聚力。为了应对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挑战，布莱尔在执政意识形态上打出"新工党、新英国"旗号，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这一理论既不同于主张国家管理一切的传统左翼的观点，也有别于过分重视市场经济的新右翼的观点，而主张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个人的作用，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公正和繁荣的社会。正是这一新的理论，很快激活死气沉沉的工党，使其在野 18年后重新赢得大选。再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苏东剧变后演变为匈牙利社会党，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等各个领域全面向普世价值观接轨的形势下，放弃了僵化保守的红色意识形态，提出党的思想理论要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要求，彻底更新旧统治观念的僵化，以审时度势的魄力，提出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并建立起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人道社会；同时还强调立足于匈牙利国情和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兼顾继承匈牙利民族价值，形成新思想理念。匈牙利社会党经过如此反思、调整和创新，改善了形象，扩大了影响，致使该党在意识形态上赢得了新生，并在 1994 年和2002 年两次赢得大选。

众所周知，较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更为陈旧的中共红色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力量，始终是为了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而存在的。如今红色意识形态在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普世价值观冲击下不断衰落，因而也导致了这种论证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萎缩。这种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全民，包括党政官员失去了对党的传统价值的认同感和忠诚感，因而导致了国家发展迷失了方向。国务院外宣办前主任赵启正谈到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时说，世界上至少有 2/3的国际消息来自占世界人口 1/7的发达国家；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来源于美国媒体的约占 80% ；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4 ％。而美国提供的一般信息在互联网上占80 ％，服务信息占95% 。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今世界上突出的强势地位毋庸赘言，其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已对今天中国红色意识形态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压力。

传统中共红色意识形态表现为以革命式的统治方法管理社会，它来源于对现存统治制度进行激进式的变革。中共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革命。中共在争取政权以前就是以工农阶级名义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者、地主等阶级的革命。在掌权以后则是对党认为的敌对阶级进行专政，也是阶级对阶级的革命。在这样的革命中，政治动员成为中共进行社会统治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在客观上要求一个高度集权于党的政治权力结构——首先要对各社会政治团体权利予以剥夺；再由党的下级向上级集中，最后将权力垄断于最高领导个人手中。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统治方式。

如果说中共传统红色意识形态是以对抗哲学、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一党专政为精神支柱的化，那么这种精神支柱只是敌我阶级对抗为主题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这种以革命方法管制社会的执政方式，随着东西冷战的结束，特别是1989 年天安门事件和东欧共产主义、特别是前苏联解体，今天伴随全球便用同一电脑网络和卫星技术的圆工具变革，建立在从圈地已有到烟囱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全部斗争哲学、对抗政治和压制制度，携同围墙式的旧文明生活方式已经走向死亡，以对抗为主题的社会条件已经为意识形态淡化，阶级分野模糊，制度和平演进，民主法制发展的新文明浪潮所溶化，建立在旧文明基础上的传统红色意识形态已土崩瓦解。今日中国，统治者已经无法再照旧地统治社会，被统治者也不甘于再照旧地被统治下去。如此现实，迫使中共不得不改弦易辙，从革命式的统治方法管理社会，过渡到以行政方法管理社会，即在维持现存体制的前提下，演变体制，调整社会管理方式。本文称其为"行政治国"。这就形成了后文革时代中共正在探索的行政式管理社会的执政方式。

中共以往在革命方式下执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人总是通过政治煽情来组织动员全社会形成运动，把自身和民众结合在一起；而在行政式管理社会的执政方式下，中共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党及其党的领导人相对地把自身从社会力量中分离开来，居高临下地对社会加以管理。党的权力基础也和革命方法时期不同。党的依靠力量不再是"革命群众"，而是直接依赖党内经济和技术精英。集中性仍然是中共管理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这个时期，党的优先目标是发展经济，并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其合法性，执政出发点是强调决策效率。因为经济、技术官僚领导层相对容易达到共识，作为决策基础。这种共识使得一定程度上的党内集体领导成为可能。不过中共的整个权力本质与等级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迁。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党的执政制度体系虽无根本变化，但不可否认，中共已经开始从革命式的统治方法管理社会，向以行政方法管理社会的转型。

"行政治国"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经济专家治国与技术官僚体制的出现。"行政治国"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依然排斥民主，治国精英并非通过人民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而是党管干部，尤其组织部门根据干部的资历、背景，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经济专家、技术官僚更具有现代管理优势。因为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政治标准、阶级意识为据，毫无客观性可言。然而这种"行政治国"方式由于排斥民主，所以依然无法完成现代化的民主制度转型。在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曾经发展出比中国现在更成熟的专家治国官僚制度，但却无法解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是前车之鉴。

近些年来，中共开始强调"依法治国"，意图通过立法推动其执政方式的合法性，即先将领导人的讲话转化成政策，然后再转化成执政党的意志，最后借全国人大的名义，通过立法程序进行改革。中国官方承认，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导致社会关系紊乱，权利与利益失衡，改革成果分享不均，两极分化突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陷入了 " 矛盾凸显期"，中共"行政治国"管理方式不断遭遇新的挑战，社会管治发生危机。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进入 1000美元到 3000美元的时期，这个国家便已进入了 "矛盾凸显期 "。当今中国正好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中认为："一个社会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在今日中国已经无法回避。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1978 年仅为0.16 。但到了90 年代末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开始以每年0.001 个点的速度提高，1999 年已高达0.457 ，2000 年为0.458 ，2001 年为0.459 ，2002 年为0.460 ，已经超过国际公用的基尼系数警戒线的0.4 。2004 年又达到0.5 ，近两年发展更为明显。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表明，两极分化现实正在形成。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个定量指标。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2 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 为相对平均，属于平均状态；0.3—0.4 为比较合理，属于正常状态；0.4 为警戒线，超过0.4 就算警戒状态。这意味着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达一个危险的界点，由此也出现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贪污腐败、违法滥权、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城乡差距、就业困难、官民关系紧张，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群众上访不断，社会民主化改革呼声日趋强烈等。

现代社会的政党执政方法既不是一些阶级统治另外一些阶级，也不是靠技术官僚垄断管理，而是各阶级、阶层的和解互动和公民广泛参入相结合。党的决策要首先体现民主。例如，新西兰工党在党的政策出台前，先在党内进行广泛讨论，然后以意见书的形式提交给党的政策会议。法国社会党2002 年参加总统和立法选举受挫后，在党内组织了约 5000场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动员各级领导和基层广大党员深入反思败选的原因，以图表达、代表和协调不同阶级的利益，才能达成党内共识。

如今胡温当局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力构建和谐社会"目标。这表明中共新一代领导层已经开始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执政方式与时代要求的脱节和"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的深层次矛盾。颇具官方背景郑必坚对此发表评论说：中国领导层期望通过" 和谐社会" 建设，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构建起" 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网络，提高执政水平、改进社会治理" 。中共十七大后，其执政方式还会进一步发生演变，但却不会放弃社会主义招牌，这必将严重束缚中国民主化变革的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