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稼来稿：王军涛，危险的嬗变

万维读者毕文稼来稿（原题：王军涛，危险的嬗变---读《公民抗暴》有感）：九月是新学年开始的季节，王军涛的母校，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社团，照例在开学的第一周，开始了迎新生、招募团友的活动，几十个社团把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挤得满满，热闹非凡。共产主义联盟（自称为第四国际）社团则干脆把摊点设在校门口，既可以对进出的学生宣传，又可以向街头的行人宣传售卖共产主义的小册子。

一脸清纯的两个美国姑娘，宣传起共产主义时毫不含糊，尤其是当涉及到“革命”的话题时，更是极其坚定：我们就是要在全世界开展工人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王军涛于九月五日在澳洲纽省国会大厦进行了《公民抗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的演讲，延续了他于六月十二日在多维博客发表的文章《正视暴力宿命是我们正确的暴力观的前提”（副标题为：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暴力？）》的观点，即”只要政府使用暴力，公民就有抗暴的权利“，并号召中国公民或其他国家公民，”都行动起来，去制止政府的暴力，都行动起来抗暴！“

王军涛这场“公民抗暴”的演讲，因属于公共演讲，被相关海外中文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比那篇多维博客文章更大的影响，受到了海外政治论坛的较大关注。

作为一个领袖型的人物，近20多年来，王军涛始终扮演了一个渐进、温和并主张中国推行宪政民主的异议人士角色。他多年来的努力，于他个人而言，或许是一种”壮志未酬“的悲壮和沮丧；于中国政治热心者社区而言，则更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造福几代青年的启蒙。

或许王军涛个人体会不到，他的点滴努力，其实都丝丝润入心田，尽管并没有变成王军涛的鲜花和奖章。几个月来，年近50岁的王军涛多次政治表达，尤其是在暴力抗暴的认识上，显示了他正在发生的革命性政治观点转型。

王军涛的政治嬗变，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1894年，孙中山以万言书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遭到拒绝，心灰意冷之下，遂从一个温情的改良者转变成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然而，种下理想的种子，却收获了魔鬼的果实，孙中山穷17年革命大功告成，个人政治生涯功成名就，中国却由此陷入了一个世纪的苦难。直到世纪后的今天，竟然还逼得后代的政治热爱者王军涛，不得不进行革命的嬗变。

不论是王军涛的文章还是演讲，其公民抗暴的观点，跟哥伦比亚大学校门口他的两个小师妹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观点一样，都没有太大的学理价值，这是一个“地球围着太阳转、人类每天要吃饭”的不言自明的普世常识，也是各国用“正当防卫”的相关法律来阐明的常理。值得关注的倒是作为温和政治家的王军涛，透过多次阐述这个无用的普世常识，所表达的政治转型和长远抱负。

历史上看，个人的政治成功，并不代表社会或国家的成功，孙中山的例子，就是一种对立，他的成功，映照着中国的失败。王军涛个人政治生涯的多年失望，或许就是他本次政治转型的动力。他的这场嬗变能否成功，除了必须维系那些认可他原有观点观众的认同以外，还不得不谨慎的处理好公民抗暴与当年共产党闹革命的区分。

王军涛在演讲中，提到了200多年前的美国革命，并以此为例证明公民抗暴的必要性，这当然没任何可比性，这种错位对比既泯灭了200多年来人类文明和军事技术的进步，也忽视了当年英国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不同；作为同时代的例子，王军涛应该举一举中国的邻国缅甸政治异议者，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昂山素姬，尤其要对比一下的是，缅甸军政府和中共政府的开明异同。

托洛茨基的晚年，在批判斯大林、高扬列宁主义的写作中渡过，直到被斯大林的特工暗杀；多年来，第四国际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始终不肯接受外界的一个批评，即列宁和他所启动的俄罗斯革命，是最终产生斯大林式极权主义的必然。共产主义的种子固然美好，极权主义的果实却由此生长。王军涛或许以为只要他能够把握好“公民抗暴”与共产革命或者恐怖主义的区别，就能够抗暴维权实现民主宪政，只是他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情况可能发展到，连他也没有能力应付的状态。

这一点，陈独秀恐怕早有体会，这位知识分子型的创党领袖，被共产党开除及至去世的十多年中，可曾有多少后悔在心头？

林子大了，本该什么鸟都有，就像美国社会不缺少第四国际这种稀有政治光谱，中国的政治生态，始终不欠缺暴力的革命家，不管是口水的还是真枪实弹的，不管是海外高调的还是国内秘密的，他们虽非主流，却始终对政府形成了一个很有必要的压力，从反面保障了生活在中间地带人们的相对安全。

但是中国的未来，既不缺少论证抗暴合法的政治学者，也不缺少革命家，因为国内数亿的底层农民、贫民，随时揭竿，就能当上革命家；缺少的是原来的王军涛那样的宪政理念和现代文明下的政治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成王霸业固然重要，启蒙其实也必不可少；王军涛如果看不上他所做过的努力，或不甘心年华的飘逝，那他这次的嬗变，将很是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