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稼来稿：王军涛-战士·谋士 ·烈士

万维读者毕文稼来稿：即便到了1917年的元月，列宁对于自己能否在有生之年回到俄国，都感到毫无希望，在对朋友的信中，他表达了这份可能终将老死国外的沮丧。然而时局发展之快，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自由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推动的“二月革命”，颠覆了沙俄政权，权力真空下的政权争夺，为红色恐怖的共产主义者带来了机会。

民主主义者看似完美的“二月革命”，其实正是推倒灾难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动力，在毫无准备的俄国社会现状下，拥有各种理想的政治派别，都在渴望筹组政府、赢得政权从而实现政治抱负。政权真空引发的政治斗争，迅速转为暴力斗争，这个时候，胜利由最心狠手辣、革命最彻底的布尔什维克来赢得，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了，11月7日或12月7日，没有很大的区别。

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民主宪政理想，竟如此葬送在列宁的手中；俄罗斯从此开始了一个红色极权的时代，远东尤其中国，籍由孙中山的卖国求荣，也逐步沦陷在共产主义的铁幕之下。

1917的两场革命，对于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是一场永远的伤痕和教训；对于任何种类的野心家或狂人，是一段值得学习借鉴的教材。

90年后回看这段历史，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总结出这样的经验；身在历史中的人物，其实常常并不清楚自己的定位，以及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选择。因被指为天安门六四事件“黑手”的民运人士王军涛，恐怕也是处于这样一种混沌之中，类似于领导“二月革命”那群俄国自由主义者所曾经经历过的迷茫中。

10月6日，目前在新西兰工作的王军涛，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了“茫茫黑夜中的探索”演讲会，向出席演讲的50多位听众，刨析了自己的内心，和追求民主运动的人生道路，并借此回应了社会上对他嬗变为暴力革命者的疑问。

从新闻稿上可以看到，王军涛显然从6月份文章和9月份演说的立场和态度上有所后退，他表示：人民不想革命，号召也没有用；人民想革命，挡也挡不住。人民只想过好日子，普通人没有谁愿意过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暴力革命的日子？如果暴力出现，革命发生，那一定是统治者逼出来的。（引述新闻稿）

同时他指责中国的精英保守，面对滥施暴力的政府，惧怕抗暴这个词汇；然而，当人民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抗暴就成为了正当防卫。并再次强调：他自己始终是一个和平爱好者，宪政民主的推动者。

王军涛这次对社会的回应，显示了他犹豫不决、前后无助的彷徨心态。从一个“天安门英雄”，到“天安门黑手”，再到今天的抗暴呼吁者，王军涛用30多年的人生，演绎了一条战士→谋士→烈士的道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固然可嘉，踌躇不决，观点不定的摇摆倒非常有害。

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王军涛，显然是那个时代的战士，敢于挺身而出，以17岁弱冠之龄，挑战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份勇气，又岂输当年汪精卫？四五被平反后，王军涛的干部后代、大院子弟身份帮助他获得了更大的荣耀，这也助长了他进入北大后的胆略。从北大人民代表竟选到后来参加各种民主运动，王军涛始终是一个走在前线的民主战士。

在波及全国的64前后，三十而立的王军涛已经成长为民主运动的总设计师之一，一个谋士角色；他的理性、学识和智慧，既影响了许多学子投入到亲民主的89运动中，也制止了学生民主运动转向暴力的可能。这份对生命的贡献，恰是30万大军压境北京时，上天借这些谋士们对学生的一份垂怜。

即便坐牢多年和被迫出国，王军涛始终坚持民主理想，同时坚持温和理性；他的形象和努力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学子群体。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年的影响，往往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够显现出来，作为谋士的王军涛，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显然还没有真正显现。不过，他应当幸运过马克思，那个贫穷终生，死后还被人篡改著作、盗版无数的大胡子，连欧洲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大选获胜都没能看到，便在贫病交加的流亡中死去。

今年以来，王军涛对于“公民抗暴”的多次阐述，显示了他可能的转型心态，尽管如他所说，他是一个和平爱好者，宪政民主的推动者，但他始终没有解释清楚，国内受害群体抗暴，与他何关？他声称宪政民主，是他组织基金会，为受迫害公民聘请律师打官司？还是鼓励受害公民，揭竿而起，资金支持？

王军涛作为中国公民，被无端流放，除了口头抗议，却不敢舍身回国，现在却在鼓励他人公民抗暴，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的转型。这场转型，可能将把王军涛嬗变为一个“烈士”，被温和民主运动抛弃的“烈士”，被逐渐边缘化的“烈士”；他或许能够像列宁那样成功回国，民主革命功成， 开启中国内乱的大门，或许像更多的革命流亡者一样，老死国外，等中国民主转型完成之际，在烈士纪念碑上刻上一个名字。

我自横倒向天笑，我以你血荐轩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