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网友寒竹来稿：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党和革命文化在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社会各阶层由于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革命党是中国社会中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反革命的政治派别则处于一种弱势和无力的状态，在革命的狂热阶段，甚至连反革命这个词汇也被当作一种量刑罪犯的罪名。与此相适应，激进的革命党文化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而非革命的保守主义常常被视为腐朽的同义词。这种革命党文化对社会各个阶层，包括革命者和被革命者，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分析中国社会的革命党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范围内开始形成了一种革命党文化。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但革命的精神并未因为共和国的建立而减弱。相反，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二年，孙中山发动了旨在推翻袁世凯政府的“二次革命”；1914年，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组织流亡者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誓言推翻袁世凯政府；1915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聚首昆明，掀起了护国讨袁，再造共和的革命运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劳工革命的思想在中国社会迅速蔓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中国人的救亡和图存成了社会的主流共识；1919年10月，孙中山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再次准备以暴力革命推翻北洋政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主张劳工革命的共产党人开始加入中国的革命大军；1925年孙中山逝世，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勉励国民党人继续革命；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在广州誓师，开始北伐革命；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开始了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目的的土地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在1949年导致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垮台。
革命是一种惯性非常强大的社会运动，如没有相反的力量阻止它，它的势头会越来越猛，无法停住脚步，革命的内容也会越来越激烈。中共在1949年建政并不意味着革命之火在中国的熄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把社会革命不断地从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中共在土地革命结束后紧接着在中国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分田到手的农民立即又进入了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城市也相应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运动。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已基本上从政治上被消灭，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在中国也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革命党文化在中国执政党内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从革命党文化中走出来的毛泽东等人仍然无法停住脚步，中国革命必须继续下去。在革命运动的巨大惯性下，中国革命在内外两个方面寻找自己的对象和突破口。对内，中国革命以执政党内部的官僚集团为主要对象，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外，大力输出革命，希望把中国式的革命输出到东亚各个国家。在这么一种继续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进入了席卷全民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这种继续革命一直进行到七十年代后期才由邓小平和党内官僚集团刹住革命的车轮，共产党才开始由革命党逐渐转化为非革命的执政党。
从上述对中国革命的简要回顾看，社会革命是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力量实际上是根据社会革命这个主轴进行分野。国共两党在1927年分裂的根源就在于，国民党在北伐革命打败北洋军阀之际，希望把社会革命的脚步停下来。而共产党则主张把革命进一步推广到工厂和农村，把北伐革命转化为工农革命，由此形成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和厮杀。这是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之点。中共1949年建政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继续革命派坚持共产党的革命性质，不断地给革命寻找新的方向，不断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而党内的官僚集团则希望在掌握政权以后把革命停止下来，把中共由革命党转化为非革命的执政党。共产党内这两个集团的较量在本质上是革命和反革命的较量，这是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之点。
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看，任何一场革命都有一种越演越烈的巨大惯性。如果没有巨大的保守的反革命力量制约，任何革命都无法停住脚步。英国在17世纪的革命曾经一度很激烈，革命派在1649年曾用斧头砍下查理一世的头颅。但是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在建立共和后大力刹车抑制住了革命阵营中的激进力量，而后来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最终使激进革命在英国失去了土壤，最后以粉红色的光荣革命实现了政权更替。光荣革命之后的几百年间，革命党文化在英国基本上销声匿迹。法国大革命是革命无法停止的一个典型范例。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革命浪潮在法国一浪高过一浪，哪一个集团的行动最激烈，杀人最狠，哪一个集团就能掌握政权。拿破仑掌握掌权后尽管把革命的能量转移到国外，用对外战争的方式来扩展革命，但仍无法使法国社会内部安静下来。法国无休止的革命运动一直持续到巴黎公社，法国革命才由反革命势力的武力杀戮停止下来。但是，持续了八十年之久的革命运动给法国社会留下了动荡不安的后遗症，革命文化成了法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革命的独立色彩远远超过政治革命的色彩，独立后的革命惯性没有像一般革命那样大。但即使是以独立为主要内容的美国革命，美国的国父们也感到城市里的革命力量很难因为革命的胜利而停息下来。即使是自由派的托马斯.杰弗逊也对大城市的暴民有一种恐惧和厌恶的感觉。为了防止独立后的美国社会形成一种革命文化，联邦党人不遗余力地宣扬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在政治上竭力强化政府和法律的权威，使得美国社会没有形成破坏性的革命文化。前苏联社会是一个以革命为根本口号的社会，执政党一直把进行革命当作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是，即使在前苏联，苏共在完成社会主义国有化后，实质上是停止了社会内部的革命，革命成了一种虚假的口号。继续革命只是表现为对外输出共产主义革命，而所有的输出革命都是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革命理论为原则。事实上，从斯大林掌权起，苏共就开始转化为以维护官僚集团利益为核心的执政党，苏联政权实质上已经走上了反革命政权的道路。斯大林派人用斧头砍死主张继续革命的托洛茨基，是苏联共产党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用暴力手段来消灭流亡于海外的革命家的一个典型例证。
不过，尽管革命有着巨大的惯性，革命却是一种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一种非常态。这种非常态的发展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无法自己停住脚步，革命的本性必须要不断地寻找新的对象，不断地掀起新的高潮。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大力刹车，革命的车轮不可能自动下来。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又必须停下来，不管这场革命有多大的正当性。革命如果不停止而继续进行，革命在消灭了所有对立面后，最终会因革命失去对象而把矛头对准革命者本身，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同归於尽。由于这个原因，任何革命在成功后都面临着继续革命和停止革命的选择。一般说来，如果一个社会革命的停止，不是由革命者内部的保守派有意识地对革命进行刹车，而是由反革命的力量从外部进行阻止，那么，社会付出的代价就大得多。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的革命时间越长，革命越激烈，那么社会就很容易形成强大的革命党文化。这种革命党文化将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长远和深刻的影响，整个社会很容易会患上具有危害性的革命文化后遗症。
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改革标志着中共从革命党开始向执政党转化，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开始告别革命。这三十年来社会革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基本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昔日高举激进革命旗帜的共产党已经逐步转化为一个维持现存利益的保守主义政党，而曾经充满革命豪情的中国社会也已经转化为追逐金钱的商业社会。但是，由于中国近百年激烈的革命运动，革命文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整个社会当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普通民众，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现实中表现出革命文化的后遗症。这种革命文化给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构成了一种阻力。执政者仍然沿用革命党的方式来维持政府的运行，仍然用革命党的方式动员社会民众来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与此相应，中国社会的反对派也以同样的革命党文化与政府相对立，用泛政治观点来审视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
革命党文化的最大后遗症是它的高度政治化的道德主义。革命者常常以先知和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表身份占据道德制高点。革命者和革命的对象常常被描绘为正义和邪恶，进步和反动的对立。在“以革命的名义”口号下，革命者的任何行为都被贴上道德合法性的标签。对革命对象的杀戮，对革命队伍异己分子的清洗都由于革命的神圣外衣而显得合法和理所当然。而在社会的发展目标上，为了吸引广大民众对革命的支持和参与，革命目标往往以一种完美的乌托邦图画出现。革命的过程常常被理解为一个从黑暗到光明，从地狱到天堂的神圣过程。由于缺乏经验和理性的思考和修正，这种道德主义使得革命常常从美好的愿望开始，而以悲剧结束。这正如哈耶克所讲，理想主义者在主观上希望开拓通向天堂之路，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把人们引入地狱。在一个革命党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只能有天使和恶魔的疯狂对立，而理性和宽容难以有立足之地。
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看，革命文化中的道德主义注定了它很容易陷入痞子文化的泥潭。革命文化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革命党文化的一大特点。在革命者看来，如果他们的行为是为天下老百姓谋福利，那么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种痞子文化的出现，反过来对一切个人道德价值进行否定。在革命的名义下，在为民谋福利的口号下，越是肆无忌惮，满口谎言的人，越能获得权力和利益。换一句话说，当革命成了超乎一切的共同政治目标时，任何个人道德都没有立足之地。 由于这个原因，革命难以避免这么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革命的领导者以一种普遍道德的圣人形象出现以期获得社会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另一方面，革命又需要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流氓无产者来实现革命的目标。因此在正常社会中难以生存的流氓痞子常常成为革命的基本骨干。这种人希望革命永远是一种社会常态，因为革命的结束将意味着这种人失去获取财富和地位的手段。因此，在革命党文化的阴影下，只能是圣人和痞子并存，而真正的公民社会却难以形成。
当然，革命并不是少数人观念的产物。任何一场社会革命的产生都由它自身的社会根源。中国从二十世纪以来经历的革命之多，时间之长，革命过程之惨烈在世界上少有。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确实有着对革命的需求，而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也确实解决了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尽管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长期激烈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中国社会尽管告别革命已有三十年的时间，但由于百年激进革命的巨大影响，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都从不同方面继承者着革命党文化的遗产。否定个人道德的“道德主义”成了政府官员攫取权力和利益的假面具，“以人民的名义”仍然是政府官员牟取私利的最佳方式；而长期革命形成的痞子文化也难以形成中国社会的反对派力量。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中国社会不从革命党文化的阴影下走出来，社会各阶层和集团则无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中国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也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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