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君主制与中国再统一

     万维网友谢选骏来稿： 有人说民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实体；也有人相反说民族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这两种说法巧妙地避开了为“民族”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是因为人们发现，民族是一个如此难以把握的对象。尽管语言、人种、领土、宗教或者文化等因素被用来定义民族，但都无法将民族完好无缺地盛入概念的器皿。“民族”在定义上无法确定性，甚至使人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的结论。但是空洞无物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毕竟归属一个易于确认的群体是人类的自然要求。这样的群体，无非就是家庭、部落、等级、宗教、政党、国家以及民族。

     帝国时代的中国，号称“汉字文化圈”，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只是到了清末才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件欧化的紧身衣。因当时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汉人中心思想逐渐以古代的华夷之别的形式得到复兴。但汉人中心又会迫使少数民族独立分离，所以民国汉人掌权后，一改民族革命的论调，使用“五族共和”的诡辩公式予以补救，企图用黄帝崇拜来代替清帝崇拜，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下策。

      从上述可知，国家的团结需要君主。没有活的如光绪那样的贤君，就要了一个死的如黄帝那样的传说人物，否则就会有袁世凯这样的乱臣贼子、毛泽东这样的汪洋大盗，出来欺世盗名，甚至鱼肉百姓，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糟蹋了中国的百年历史。

      ──你说联邦好还是邦联好？

      ──我看还是“刘邦”好。当然这个“刘邦”不是那个古代的市井无赖，而是现代的立宪的君主：古代的刘邦能缔造“大汉”、铸造“汉族”；现代的立宪君主可以从黄鞑子、白鞑子、红鞑子之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仅恢复政治中华、地理中华，而且恢复文明中华、精神中华。现在，经过了历时百年的共和浩劫之后，国人终于意识到，君主制当然只能是“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君主制”，不再是一个荒唐的复辟梦，因此这确实是“一个理性的选项”。尤其考虑到：中国从来都没有现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所以君主立宪制在中国不是一个“复辟”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创新”。

      在立宪君主制的意义上，有人已经逐步认识到，“信不信，君主制国家人民生活更幸福！”〔王从圣〕，于是得出结论说：“实现了民主的国家，君主制比共和制好：如卢森堡、挪威、丹麦，比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还要好。而英国、日本也比美国更加稳定。”

      即使在没有实现民主的国家，君主制也比共和制要好一点好：如沙特、科威特、摩洛哥、约

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几个阿拉伯君主国，就比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这几个阿拉伯共和国，为好。泰国比越南强不用说了，也比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要强，因为泰国是君主制度的。最落后的国家，如以前的柬埔寨、尼泊尔等也比最落后的共和制国家要好。何况二十世纪的柬埔寨就是被1970年发生的共和国革命给毁灭的；而二十一世纪的尼泊尔则正在毛派的推动下走向共和国形式的社会毁灭。

      那么中国呢？中国向何处去？在上述共识之上，现在有人提出了以下的观点来探讨中国的出路：

      1、“我有妙计：既能实现民主，又能两岸统一！实现民主的最大困境是大陆的执政者不愿意放权，也不敢放权。不愿意放权，那是因为特权利益太诱人了。因此，要想民主没有压力实现统一那是不可能的。冷战以后，民主在全世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完全能够认识到，民主是唯一的出路。剩下的最大的困境就是他们不敢下台。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萨达姆等人的下场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这使他们越发不敢放权。一旦放权谁能保证不被清算，不被报复？毕竟，过去侵犯人权的经历实在太多了。但是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就陷入了僵局之中。人们无奈地、默然地等待着那么一天，体制崩溃和爆炸的那一天。在这个过程中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多少生灵会被涂炭。即便一个已经实现了民主的国家如台湾，也实际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党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斗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制度被冲得七零八落，国家被闹得四分五裂，人民被折腾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

      2、“摆脱中国这一困境的理智办法，就是在国家之上或曰政治实体之上、党派之上，建立一种权威，节制党派及其造成的政治实体之间的斗争。不仅促成执政党派与在野党派达成妥协，也促成不同的执政党及其国家和政治实体达成妥协，共生共存。”这个思想虽与西化派的“国家主权至上理论”背道而驰，但确实是兵不血刃地解决中国死结的最佳方案。但是，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权威呢？在日本建立民主的过程中，美国充当了这样一个权威；在西德建立民主的过程中，美法英充当了这样一个权威。在柬埔寨，联合国与中国、美国、苏联、法国、印尼、泰国等共同充当了这样一个权威。但是要想让偌大的中国接受这样一个权威，似乎比登天还难。然而，中国有中国的幸运。真是天助有夏！我们有与大陆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台湾、香港和澳门。港澳台三地均有良好的法治传统，民主比较成熟，经济也很发达。如果我们能借助港澳台，共同构筑两岸四地之上的、超越党派的权威，中国人是能接受的。这需要理智！更需要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崇高品德！一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惊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今，当中国正走在为民族发展开创千年基业的伟大时刻，中国人，你准备好了吗？政治家，你有这样的文明胸怀和历史视野吗？”

      3、“有一种方案很难被人们接受，那就是君主制。实际上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和两岸统一的一个绝好的方案。这个方案对于摆脱实现民主和两岸统一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君主以及台湾和香港澳门的共同保障之下，使现时利益集团免予被报复的忧虑。也让台湾放心，台湾的现有地位和权益没有受到侵犯可能。比如，可以组建由君主牵头，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成员组成的中国民主和统一的委员会。同时，君主制将为实现更大范围的中国统一提供条件，比如外蒙古，在共戴一君的前提下纳入中国，中国为外蒙在天津或秦皇岛提供专用出海口和码头，并修筑乌兰巴托的铁路。中华民族的更大范围的统一就是可能的。”

      4、甚至具体的道路也有了：“君主从历代衍圣公后裔中选择。现在，中国最后一任衍圣公就在台湾，可以让台湾放心。”

      上述的种种议论表明人心所向：在中国境内实行民族平等、在中国境外实行种族平等，就需要某种君主制度。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在君主制度息事宁人的示范下，一切人类才能“在自然秩序面前具有尊严”。承认生命的本质所具有的尊重秩序的共性，并不等于抹煞秩序和人生的戏剧性。排斥生命的内在尊严和世界的内在秩序──就无法产生新的中国人。不承认生命的内在尊严和世界的内在秩序──就无法建立一个具有尊严和秩序的中国。不论一个中国人他原来的种族背景和文化背景究竟如何，只要他承认生命的内在尊严和世界的内在秩序，就应该得到接纳。这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

      不应排斥“少数民族”积极参与中国文化，不应排斥“外国人”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否则，一个新的中国民族及其文明是难以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不是现存中国居民的花色翻新或改头换面，而应具有全新的质地、全新的形态、全新的功能、全新的心灵。全新的心灵要求全新的质地──仅从现存中国居民这堆原始材料中，很难延伸足量的上等货色。所以，中国必须坚持内外之分，坚持不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与外部文化订立可耻的“城下之盟”。我的意思是，外来文化的势力有一天不衰退到疲弥而难以自保的地步，中国就应当有一天不与它真正和解。中国可以接纳它们，但决不向投降，更不会把它们当作真理予以膜拜，而要一直抵抗下去。要通过一直的坚忍，不被其表面的荣华与富足所诱惑，正如不被它的武力所屈服一样。中国拒绝步其后尘，成为它的精神仆役，1950年代的的梦魇应该一去不返。

      譬如遭到围困的城市，即使终于陷落，但多坚持一天，就意味陷落以后的结局有所改观。文天祥虽然被杀死亡，可是他的牺牲尤其是他的坚持、冥顽不灵、忍耐精神，在历史上引起了持久的反响，并对后来的英雄施行了有力的催眠。

      由于时局的不断演变，有一天中国的子孙们发展了祖先的优势，弥补了其劣势的时候，他们就能成为天下秩序的奠基者。这样的奠基者，或是中国种族上的子孙，或是中国文化上的子孙，而后者的可能性及重要性都远远超过前者。

      ……

      中国人民不喜欢造反。即使活不下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也总是习惯于跪着祈求，最后导致起义领袖变成了新的暴君。中国人民，只有看到了新王朝的气象时，才会以王朝更迭的信念开始支持造反，而实际上这并不是西方意义的“革命”，只是中国意义的治乱相循。

      这样的民族习俗，决定了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的稳定，最终只能建立在君主制的基础上。

      我的感觉是：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君主制，中国不仅不再可能获得统一；而且连独立都很难维持下去。最后只能被全球化的浪潮完全吞没，就像埃及人那样。埃及人就是因为法老制度的瓦解而消亡的。先是亡于亚述人、波斯人，然后亡于马其顿人、罗马人，最后亡于阿拉伯人。

      中国人，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埃及式命运，请建立新的君主制度：君主立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