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近几年的思潮动向，会发现一个特点：当局优容了民族主义、新左、儒家学说等，只对政治自由主义颇为严厉。政治自由主义与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人权等普世价值早就成了一些“专家”名人及“五毛党”竭力批判与丑化的目标。
这种“优容”并非表明中国当局在政治上变得宽容，而是表示他们变得更精明。被当局“优容”的这些学说与“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认同本国的专制政权。
民族主义所奉行的原则是“主权高于人权”，很善于寻找与发现威胁中国安全的“外部敌人”。本国人民的人权及生活实际状态、官员的贪污腐败等均不在民族主义考虑之列。本国政府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在他们看来也属天经地义之事。但如果有人被迫借海外阵地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状态的文章，那便立即被他们斥之为“为西方主子卖命”的汉奸、卖国贼。每逢西方的人权组织与政府对中国人权状态有所批评，民族主义者更是反应激烈。其原则可概括为：宁可民众被本国专制压迫至死，也不准外国对此批评半分。其理论与行动都很符合当局的政治需要，因此经常有出头露面的表现机会，比如奥运火炬传递等时机。
中国“新左”的理论主要来源于欧洲，要义就是反资本主义文明与全球化。但欧美新左的批评对象往往包含本国政府，这一点被中国新左创造性地转化为赞美与支持本国政府。而中国所有的社会矛盾，哪怕是腐败的权贵私有化与社会公共政策不当造成的贫富差距，也均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造成。他们当年依靠口头同情下层人民的处境，倡导社会公正，在中国思想界谋得一席之地。但近年来在观测政治风向方面很有进步，两年多前新左代表人物曾翻译过一本《北京共识》，让国内人知道有外国“专家”预言，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北京共识”将取代美国民主价值观“华盛顿共识”成为世界主流。但鼓噪了一阵没见多大社会反应后，又赶紧折腾出一个“自主型体制创新”来概括中国的改革，为中国当局拒绝向西方民主体制“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学说本是中共死敌，但近年来却获得政治青睐，并可开山（国学院）授徒。原因很简单：
一、儒家“仁”的政治理想就是群体主义的政治逻辑，通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形形色色的“二人关系”形成不同的群体，强调“尊尊”要求人们尊重与服从权威，再将群体纳入等级结构实施统辖，最终实现“天下归仁”。这样的社会排斥个人权利，强调义务，正好用来消解民众日渐觉醒的个人权利意识，抵制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西方民主价值观。二、大一统思想。一则可用来凝聚国人之心，对付台独、藏独、疆独等一切不听话的“反叛势力”；二则可用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三、可以用儒学“复兴”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宣示：吾国自有道在，用不着你们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所谓普世价值。这就是这些年来在海外将“华夏中文学校”纷纷改成孔子学院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上述几派一方面积极服膺于政治，迎合于权势；另一方面又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仿佛他们从事的是纯粹的学术事业。好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嘴巴早就被封住，也就由得他们信口雌黄地漫天胡扯。
从短期来看，中国当局力抗普世价值观渗入中土确实获得相当成功，专制政治的合法性似乎又重新“鼎定”。但必须指出，“鼎定之功”除了上述几派的共同努力之外，还有受众的迎合与盲从。这受众当中，就包含着被学界寄予无限希望的“中产阶级”，比如“五毛党”当中那些政府或事业单位的中低阶成员；也包含着被左派神圣化的“社会底层”，因为每天痛骂民主的网络暴民当中，就有连明天饭碗在何处寻觅都不知道的大学生研究生。但这类人的存在本就是中国特色之一。林语堂早就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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