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野来稿：京奥与三鹿之间--论责任感与事业心

万维网友玄野来稿：当世界所有华人依然沉浸在北京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空前成功后的巨大喜悦中的时候，在同一片土地上爆发了以三鹿为代表的毒奶粉事件。对京奥孤注一掷的支持导致了奶粉危机的说法是武断又欠公允的。但是，二者的底层原因却是相同的，各自揭示了中国现状的两个方面。京奥的华美成功惊艳全球，代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三鹿事件震惊世界，反映了中国在信仰与责任意识方面的缺失。如同一座辉煌的宫殿，雕梁画砌，飞檐凌空，气势磅礴，世人无不赞叹；而地下的坚实而厚重的基础，却无人留意。当基础遭到腐蚀的时候，宫殿将何以存在呢？如今中国腾飞的经济就是这座宫殿，而我们传统信仰与责任意识就是地下的基础。之前，中国人民一心搞物质建设，不齿讨论信仰与责任的问题，是因为祖辈留下来的传统信仰与责任意识太坚实了，中国之所以可以独立复兴，主要是吃了老本。如今老本吃得差不多了，地基已经被腐蚀殆尽。

责任，是为了人类个体及整体的健康与存在，由自然界或文化赋予人所必须完成的事情。事业，则是人所能够实现的轰轰烈烈的，能够体现个人独特价值的事情。责任是赋予每个人的，完成责任往往是最普通的事情。事业的机会却相对稀少，成就事业令人敬仰崇拜。事业是一种你不做，肯定有别人来做甚至会做得更好的事情。在这种前提下的全力以赴，是一种社会尊重的需求所驱使的行为。所谓责任是除了你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完成的任务，你不能因此得到任何的社会尊重或者其他的利益。

重责任而弃事业的人生是平庸的；重事业而弃责任的人生则是失败的。最常见的责任就是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保护的责任。事业不成，可归因于时运不齐，命运多舛；而子女不善却毫无托辞，难以自宥。另一种责任属于人类神性或者种族神性。典型如，耶稣赴难，佛陀出家，苏格拉底陨身真理。通俗的理解是精神层面的追求，本质上源于神性的召唤与命令。弘道是首要责任，肉体破灭不足道，真理不得弘扬将是永久的罪过。

下一层次的责任在于种族利益层面。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牺牲应是如此。在那个时代，少了某个人的努力，历史也许就会转向或者再延宕数十年。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兵谏蒋介石，从此失去自由，清淡一生。其兵谏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是要尽自己做为中国人的责任。儒家倡导责任意识，顾炎武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独立与富强的必然，正是因为这一观念在国人中的根深蒂固，而自西方引进的卓越思想与武器当是第二位的东西。

用以平衡责任的是自由。西方文化中自由是神圣的，中国文化中自由与自私放纵相邻。儒家的礼教是对责任的高度认识，中国的复生是因此，而当年的衰落也是因此。责任的泛化绝对化扼制了社会的活力。百年沧桑，令国人不堪回首。其后否定礼教崇尚自由成为学界与精英之所宗，而令人尴尬的是他们忧国忧民之义举的动力却来自于儒家所倡导的责任意识。所以，矫枉过正的做法是难以自恰的，责任与自由的平衡才是目标。从更广阔的视野去了解人类的自然属性，了解自然所定义的责任，就变得无比重要。这些责任中，人类缺少了任何一个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当今中国，事业是所有国人的不二追求，而对责任与信仰的思考依旧是空白。因为国衰民弱的强烈刺激，中国人搁置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的主流是救亡图存，共和国以来六十年的主流是发奋图强。这导致我们对物质利益赋予了超多的意义。传统文化中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四大发明，而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立身之本束之高阁，标识以封建糟粕；从西方引进的首先是船坚炮利，其次是声色犬马，传统的宗教信仰则拒之门外。在中共诞生以后，辩证唯物主义几乎统治了整个民族的灵魂，国人对待文化的取舍态度更得到了理论根据。人在物质生产飞速发展的漩涡中迷失，事业的蒸蒸日上与家庭的支离破碎形成鲜明的对比。责任与事业，孰轻孰重，何主何辅，成为当今每个人必须回答的巨大考题。

六十年的跌宕发展，贯穿了数代人生，而比之于人类文明史，不过倏尔一瞬。静心回顾一下世界传统宗教对人类价值的思考，我们将会幡然醒悟，当初的想法是何等肤浅与单纯。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结束了国家的动荡与落后，也促使了国富民强。然而，国富民强后如何？延续动荡落后时期的方针，社会的高速发展不会同样地延续。我们不能够永远回避生命价值这一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当今更迫切需要对传统的回顾了。

在信仰问题上，我们主要有两条途径可以参照，或者传统的东方文化，或者发达的西方文明。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区别在于对世界主宰的认识。西方的上帝是极尽勤勉与严谨的，而中国的天道是潇洒与超脱的。认识的差异决定了人类奉行什么样的信条来服务追随上帝或道，一个执着，一个超然。不同的社会类型，自然真理固然一致，基础的社会真理也大体无二。但是，因为对待真理态度的差异，一个文化中显然的信条，在另一个文化中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为人们所重视。

人口爆炸，世界一夕变小，和平共生成为人类未来的首要原则。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西方世界用两次世界大战来参悟这个道理，代价倍显高昂，但终得正道，未为不可。缺乏和平共生的理念是一战的原因。各国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主观的设定自己的底线，战争就成了唯一的解决方式。两败俱伤的结局使得西方人开始思考避免重蹈覆辙的途径，思考完备与时机成熟是在世界付出了二战的代价之后才有的。二战以后联合国做为解决冲突达成和平的工具得到了必要的尊重。和平之路唯艰，时至今日，邪恶轴心的说法依然曾经是西方大国的统治性理念。

另一方面，真理的结构中毫厘不爽，对真理的忠贞不渝是人类的存在之本。坚持求真的态度比坚持自己的信仰更加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东方文化有着巨大的障碍。其实，有子对其后的一句话也同样地重视，所谓：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一味求和，失去了对人类价值与宗旨的追求，也是不可取的。二战意义深刻，使得世界认识到了和的重要与珍贵；同时也否定了和的过度使用。二战中，轴心国首脑的主张明显有悖于人类的普世价值。战争酝酿初期，英法苏中以及美国各自的如意算盘放纵了法西斯的恶行，从而招致了自身的灾难。根本上，二战是各国弃义趋利的恶果。正因为二战的教训，种族歧视与种族清洗为当今世界主流所深恶痛绝。

如果说西方世界正处在完善自身文化的行程中，那么，中国完善自身文化的路途依然任重道远，依稀难辨。儒家重和，道家重人生的审美，这一曾令多少民族多少人为之倾倒的思想，构成了中国长远发展的最根本缺陷。中国传统缺乏西方文化对真理的执着态度。中国历史上富具孔孟老庄类的贤哲与大隐，信守朝闻夕死，重在自身修行，对其他文化信仰是开放的。西方则不同，苏格拉底与耶稣类的大哲兼猛士，信守弘道而殁，重在坚持正确的理念。西方的文化发展中的确血腥气十足，没有中国文化的美感。但是，呼召芸芸众生，唤醒花天酒地高高在上的人们，和谐与和平的方式恐难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