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来稿：也谈中国的民主文化

    万维网友俞力工来稿：西欧的跳蚤市场里，可经常看到来自东欧的跑单帮小贩。身旁躺着几个旅行包，两手拎着几件兜售的小商品，路边一站就是一天半宿。其实他们兜里的小商品远不止这几件，问题是一并拿出来便无暇照顾。

　　拿华人的摆摊与之相比，华人摆设出来的商品可谓之琳琅满目。小贩们对每件商品不但可随时编造出一串“神话”故事，甚至靠着心算，十来件东西来回加减，总数也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就凭着这点文化优势，几乎任何人出了国，只消在厨房里多留点心，几个月后自立门户、开家小餐馆，都是轻而易举。印象中，这几十年还没见过海外哪家中餐馆拿不出餐牌上标示的菜。可到了老外的餐馆，且不说其花样不及华人餐馆的五分之一，每次多点几个菜，至少有一、两个售完或准备不出来。想想西方的餐厅多由专业人士经营，而其效率与灵活性却远不及混饭吃的普通华人。

　　到了非洲，情况就更加惨不忍睹。一般摊贩甚至不懂基本加减法。缺德的顾客只消把三、五种小商品加加减减，报出来的价格，摊贩多不敢拒绝。原因是他们羞于承认自己不会算术，结果决定价格的人不是物主，而是顾客。

　　走到中国乡下，经常会遇到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可听起他们估算生产成本与收成，可绝对不需要依靠算盘。这一切，说明中国的自由经济（土地私有化，商品自由交易）已存在了两千多年，而该文化特点也造就了国人的一定文化素质与优势。当前外资纷纷投向中国，主要考虑不外是劳动人民的素质高于其他民族。至于大多其他国家，且不说自由经济多迟至16世纪才开始发展，迄今商业头脑仍需要大量教育培训才能够开发出来。

　　不妨设想一下，两千年前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已相当发达，甚至打从战国时代起，自由经济逐步形成社会主流，各家各户不再需要依靠社会协作而独立经营自己的生活、打造自个儿的家庭计划。因此任何社会政策的建立，必须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并尊重家庭的独立性。把家庭的道德规范，延伸到社会，到国家，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就此意义，孔孟思想与其说是贤哲的创举，不如说是小农自由经济（也有人称其为有别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式商业资本主义”）的客观需要。

　　百年来，许多有关中国固有文化的讨论，倾向于拿西方现代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作一评比，而忽略西方几乎长达两千年的落后；盲目地拿当前的改革愿望，来否定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智慧。举例而言，当中国长期实施有教无类和科举进士时，西方却停留在统治阶级垄断教育与官僚世袭；当中国长期宣扬民本思想，西方则迟至17世纪才把这种民本自然权利引进他们的人权思想；当西方提出三权分立主张时，中国早自汉朝就把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体现在其监察制度中；当西方长达数千年的阶级社会的“稳定性”，必须要靠常备军来维持和镇压时，中国的常备军主要是用来保卫边疆；当其他地区进行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时，中国严守敬鬼神而远之；当西方封建社会长期要求民众对统治阶级尽忠时，中国一向采取“量君之善恶而估忠义”的对策（所谓“磨洋工”即为典型表现）。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即便不是极乐世界，也至少无需妄自菲薄。

　　中国不民主！这是事实，但正好说明中国也像西方一样，必须在物质生产、交通、信息、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各个群体才能够认同同一部宪法的具体内容与规则，或采取直接、间接选举的办法，体现人民的意愿。果真中国的现状已充分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一切条件，该侧重的是提出具体改革办法，而不是无厘头地践踏中国的固有文化。或许，有朝一日，当大家发现中国根本缺少欧洲的阶级政治文化，以至于家庭观念远远强过阶级意识时，还会意识到儒家社会的“选贤与能”是个更加经济、现实、有效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