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来稿：G2的战略定位与全球价值

谭伟东来稿：原题：《中美联手，天下定焉：从全球利益和世界未来构建中美战略架构
                 ——G2的战略定位与全球价值》

美国开国两百余年。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冷战后世界体系尽管出现了欧盟这一庞然大物，但主权至上、民族国家的现行秩序与显规则，依旧把世界格局与全球利益协调的重心，放置在综合国力，从而

大国较量或博弈之上。俄罗斯、日本、法国、英国，甚至印度、巴西等的国力与作用均不应当忽视，然当今之世的真正大国却唯美国与中国耳！这有些像当年三国时，曹操与刘备纵论英雄时的情景。美国朝野尽管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和某些反恐、朝核、伊朗核建设等这类“暂时”的国际困局，和中国的潜势，来把握和建构中美关系，但从现今直至2020年，天下大势会逐步演进到这样的态势之上：只要中美联手，天下大定焉。

  一、超越冷战、超越文明，全力打造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当今世界，不再仅仅是美国感冒，全球发烧，世界吃药了。中国无疑握有超级“金融核武器”。美国在开国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曾有过在国际债权上，如此依赖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而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国，也非一般水准上的强国，而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的现代传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是向来创造人类文明的最高辉煌、最佳范式、最优绩效的历史超级大国。

 与此同时，无论是从综合国力、强大军力、超强软实力等角度看，还是从美国现实的世界领袖地位与西方“盟主”或领头羊的位势看，也不论是从美元或金融体系的世界影响力，还是从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的决定意义来说，美国仍然遥遥领先于任何一个竞争对手。当然，欧盟除外。欧盟整体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已经同美国骑虎相当，但欧盟不是欧洲合众国，也不大可能在未来二十至五十年，演变成欧洲合众国，就如同美利坚合众国一样。

 西方世界的后现代化进程，只是现代化的一个黄昏。美国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集大成者，不可能带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走向超现代化。欧美国家的银行与金融的国有化趋势与潮流，决不仅仅是对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暂时修正。《欧洲梦》这部美国畅销书，已经从诸多方面展示了新自由观和新安全观。文化与制度，法律与意识形态，从而新产权、财富、价值与幸福观，都会相应发生变化。美国若不能尽快跟上这一国际潮流，就会把所谓“山巅之城”的美誉，拱手让给欧盟。而奥巴马的执政或许是美国潮变的序幕。新国务卿的亚洲之旅和中美对话框架一字之差的改变，透露出丰富的信息，释放了足够强的信号。

 超越冷战就是超越意识形态。这不等于各自放弃意识形态，更不是可以干涉别国内政，而是随时代之变，改变历史上曾卓有成效的中美苏大三角，形成全球体系与机制下的务实有效的国际秩序的领导与运作机制。美国朝野或许会随着《文明的冲突》之作者这位国际关系大师的谢世，而进入超越文明的新思维时代。以求大同存小异，顾大局舍小利的战略眼光与胸襟，逐步打破美国历来的重欧轻亚的历史情结，在中美各自的国家、区域与全球利益，在世界未来与现今走势的大视角下，充分意识到和牢固确立起这样的战略方位：在所有的国与国，大国与大国，大国与超级强国的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为首、为主、为纲，其余的都是目，或仅仅是次纲。以抓纲带目、纲举目张的国家关系处理准绳，来把握、导引世界，以便走向和谐和共赢的世界未来。

二、G2、G3与G8的构想与重新定位

一般说来，决策影响元、决策主体越是多样，利益主体越是纷繁复杂，决策成本与难度就越高、越大。G7与G8是后冷战的产物。后来G8的进一步开放，形成了传统的富国俱乐部加金砖四国的基本架构。无论是开放的G8还是二十国金融峰会，基本上都在应对当今金融海啸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法国总统萨科齐欲另起炉灶的跃跃欲试，非但未能赢得任何积极评价和国际声望，反倒留下在国际事务中自不量力的印象。

如果形成新的G3，即中美欧新的大三角，那绝对是一种必要的有价值的国际架构设计，而且只要欧盟势头仍在，欧洲国家间的离心力受到控制，即欧盟政治、货币金融、经济、军事和一定意义上的法律与组织结构不解体，则新的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将会是必然的、绝对的。现如今，欧盟与美国同中国在军售解禁、人权、贸易上似乎还有时各施小计，交互关系呈现此起彼伏，美欧经常“白脸红脸”交替。而偌到了2020年前后，逐步形成中美欧全方位战略磋商与国际协调机制，则无论对于当今的经贸利益，文化交融，还是事关全球生态、地球伦理、人类福祉、世界未来、宇宙价值、外天空秩序等等，都对三方各自和全球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无论是充分发挥G8，积极推进G3，还是依旧靠现行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美国战后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与磋商机构，根本点都在于重新界定、营运和构建起当代与未来世界的领导核心及其运作、运力架构。一极独大，美国独自领导世界的局面将逐步淡出世界。中国不是一个区域性的世界大国。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国际形象，在阿拉伯世界中的特殊角色，中国五千年文明传乘的国际影响力，都不是美国所拥有的。中国决不仅仅是美元资产的最大买主，也不仅仅是潜在的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与消费社会，或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单一市场与产业集群。中国的高储蓄和经济奇迹的背后，不但是人口红利或人力资源优势，更是人力资本、社会文明或大国软实力的逐步释放。

近代西方崛起时，向中国学习、“引进”了好多东西。其中包括制度文明与前科学与技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又倒过来向西方世界学习和引进了科学技术和一定的体制文明。在现在涉及到如此的时代转型、世界转型和应对人类危机的历史关头，决定世界命运与未来的现状，要求那种高效、合理与强有力的国际领导集团。中美两国不但有着错综复杂的共同与交叉利益，而且肩负着人类的领导使命与世界未来之规划。这或许正是美国学者构造“中美国”（Chimerica）的一种新世界利益基础。这一视角比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要深刻、有力与务实，比泛泛的《文明冲突》的“不着边际”要明确、现实和富有建设性，比“先行打击，先发治人”和“前沿部署”要合理、高效和经济得多。

三、G2、G3、G8的运作设计

联合国有些像世界议会论坛或组织，只具有象征性的“立法”与决策功能，不具有“行政”与“司法”权力。而当今世界所缺乏的恰恰是世界卓越的跨国领导力及其相应的执行力。主权至上和国际法体系或国际秩序存在着内在的悖论。这就更加要受到各国瞩目、信赖甚至依赖，具有广泛影响力与实力的核心世界大国，形成一定的跨国机制与统御架构，以便快速、务实、有效地形成“超越主权“的国际统合力和执行力。

中美应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基础上，迅速扩大接触、交流与磋商层面、领域，并加速提升对话与决策机制，争取在五年内，把“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逐步过渡到中美战略伙伴“联盟”机制，并为2020年前，形成中美国家战略领导与决策机制，做好全面铺陈。贸易、汇率、产业、金融、军事、社会等等方面，都会成为该机制主要工作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国际预警机制、突发事件应对、未来世界规则与秩序、国际机构构建、全球风险管理等，都应逐步提升到重要议事日程。
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会晤与磋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最终胜利，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三巨头的背后事实上是美、苏、英三个大国之世界领导力的体现。历史的智慧是永恒的。形成全球大国领袖集团，先是在G2框架上展开、作为，进一步扩展到G3的中美欧新的战略大三角，最后推广和拓展到开放的G8大国集团。世界蓝图可以也应该依次为决策展开路线图。

（作者系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