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来稿：六.四20周年，满腔热血一地鸡毛

万维网友刘放来稿：

 一

转瞬间“六四”就过去二十年了。当年邓小平说，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言犹在耳，血腥犹在，二十年时光却早流逝了。

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都已作古。改革开放的所谓三架马车，都早已驶入历史，化作尘埃。
二十年在历史中实为一瞬，但在凡尘世界足于变幻万千。蜗牛角上，石火光中，二十年间人类已整整

过了一代人。二十年来，核心也已换了数代，理论从四个坚持三个代表到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而资讯技术的日新月异，知识观念的翻新更迭，更不知已换了多少茬多少代。这二十年可谓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当年许多人没有料到的是，二十年后还要呼吁“平反六•四”（有人呼吁和解，有人主张清算）。现实嘲弄了历史。二十年后的今天还要写这种文章，确实很沉痛、很无奈，也很羞惭。和解也好，清算也罢，总之“六•四”问题仍未了结，仍是民众心头之痛，仍是当权者心中之怕。

    二十年前死去的人，永远是十七岁，十八岁，二十岁。这一历史已被定格、凝固，在“天安门母亲”眼里，在幸存者心目中，这些人永远是孩子，他们青春不老，精神永存。然而他们沉冤未雪，死不瞑目。这是民族之殇，国家之痛。

至今，仍有些“六•四”参加者被囚监狱。不少“六四”伤残者仍踯躅街头，贫病无助。大量因“六四”被牵连的人士仍被拒绝回国，流落海外。他们中有些人已是须发花白，垂垂老矣。而王若望、刘宾雁等已骨埋异乡，魂归无所。

对二十年前那场惊天动地的“八九”民主运动，现在仍是众说纷纭，诸多解读。已有点象白头宫女闲话说玄宗。包括当年的参与者在内，都出现种种不同声音。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能假设，历史无法后悔。那种“假如当年不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之类的推论已毫无意义。任何对学生们事后诸葛式的批评指责都毫无理由，有昧良知。不管客观效果如何，当年的学生们满腔热血，无非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民主进步。但他们动机单纯，的确还没有明确的民主政治诉求。绝食要求也只是要给一个说法：他们是爱国而不是动乱。

这就是当年“八九”学生运动的基本事实。

在当时的情境下，这场运动的发生已是一种必然，如江河入海，火山喷发，无人能阻挡，无人能控制。后果也就无人能意料。而镇压既是必然也带有偶然。因为当局只要稍有理性，当时仍有极大的回旋空间，完全可以采用和平的方式处理此事――这就可能出现另一种结局，改写这段历史。然而历史无从选择，如同覆水难收。 “六四”作为中国民主进程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已被深深嵌入历史。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无论如何，“八九”运动的影响力、历史张力却是难于估量的。“六四”让中国的自由思想者一夜梦醒，告别过去，脱胎换骨。也直接影响和推动了苏联、东欧的政治民主转型。这种转型改变了历史进程和世界格局。“六四”精神属于全体人类。“六四”的价值属于历史。

    镇压永远也没有正义可言。今天的中国已经颁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人道主义被普世认同的时代，在国家为地震死难者下半旗的今天，在连战俘都不敢虐待的世界，谁为坦克碾压平民血肉之躯辩护，谁就将为人类所不耻。

事实上，中共当局早已将这场运动从“反革命暴乱”改称为“风波”。也就是说，他们在道义上早已经认输了。而当年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语重心长向学生们喊话时，随伺在侧的温家宝总理本人，作为一个现场目击者，对这些是非黑白他应是心知肚明。

这些年轻学子们唱着共产党的《国际歌》走上街头。他们将用墨水涂污天安门毛像的人扭送公安派出所。说他们幼稚可以。过程中有些混乱或失序也是难免的。但这是暴乱吗？说他们颠覆国家政权更是荒缪绝伦！对付这样的学生用得着机枪坦克汤姆弹吗？据信，6月4日前夕，在广场坚持绝食的仅剩下数千人。最极端的办法，出动一万特种部队，几人对付一个，连拉带拽也把这些学生们拖出广场了。可他们举起了屠刀，杀死了这些年轻的孩子！

“莫道书生空议政，头颅抛处血斑斑”！他们在和平的年代，以和平的方式请愿却遭残酷杀害。
千古奇冤！

这些都已成为历史。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以后中国如何变化，社会发展如何迂回曲折，哪怕是九曲十三弯，历史终将公正地还原真实，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这些为中国民主进步而洒血的人们。

二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六•四”之后，让许多政治家们大跌眼镜的是，当邓小平揩干了刀上的血迹，却在经济上采取更为自由开放的政策，在政治左倾的口号下急剧向右转（人称打左灯转右弯）。包括引进市场经济，鼓励私营经济等。中国经此二十年的发展，经济空前强盛。今年虽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GDP仍可望保持百分之六以上。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似乎成为世界金融风暴中唯一的不倒金刚。

而另一边厢，世界金融风暴使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金元帝国，经济呈现全面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危危然有如大厦将倾。几乎整个西方都进入经济的严寒冬天（类似的局面，在1930年代也曾出现过，当时西方经济一片萧条，苏联经济高速增长）。

就这样此消彼长，好象已是输赢定底，良莠已见。“北京模式”、“中国速度”被有些人视为楷模。在此种现实面前，连一些西方人士也荤头转向。愤青们对西方的灾难则是节日般兴高采烈。再加上台湾阿扁的贪腐案，泰国“红、黄衫军”的混乱，整个世界一地鸡毛。

确实，如许情状足于让人困惑。一时良币劣币难分。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陷入迷思，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受到挑战、质疑，主张民主宪政的自由思想者倍受压力，处境尴尬。许多人保持了沉默。也有些早已开悟的老人把持不住了。

无疑，这样的现实增加了解决“六四”问题的难度，也对推行宪政民主政治改革蒙上新的阴影。
无可否认，资本是贪婪的。此次金融风暴显露出西方民主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病，一些矛盾浮出水面。民主社会必须在这场危机中吸取教训，迅速自疗。如加强完善金融监督管理、限制有些人（如企业高管）的膨胀私欲，堵塞金融流通漏洞等。另外，由极端自由民主派生的某些“政治正确”，也成为西方文明的悖论，成为社会进步的陷井和绊索，让西方社会作茧自缚，难于作为。

西方民主社会历经数百年发展到现在，也是在不断改进、修正中发展完善的。他们甚至吸收了有些社会主义中的有益成分。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尊重人，保障人的自由、平等，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包括个人财产拥有权利。民主架构中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开放透明的新闻制度、独立的司法体制，保证了社会能公平、有序运转下去。事实证明，这仍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社会体制。

因此，西方成熟的民主社会一般不会因这样的危机而崩溃、分裂。由于他们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资源条件，更不可能出现因饥荒等因素触发的大动荡、大灾难。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以为西方民主已走向没落的臆测都缺乏依据。顺便说一句，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西方国家的灾难也并非是中国之福。
诚然，中国二十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作为华人，谁都希望祖国繁荣强盛。如果对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功视而不见，对国民整体生活程度的提高、个人自由的有所改善不予承认，那也是不现实不严谨的态度。

把中国的经济繁荣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未免牵强。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引进的是西方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有些方面，中国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但若说是极权管制下的畸形市场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则基本没有异议。即便如此，谁能证明中国的失业率比西方还低？谁能肯定中国工人农民的生活质量比西方民众为高？

的确，人们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大街上，那种繁华、富贵、大气、酒绿灯红，可说是举世无双。中国各级政府超豪华办公大楼让西方同级政府建筑相形见绌。中国富人出手阔绰一掷万金也令西方人目瞪口呆。

然而，中国的存在问题同样是无法回避的。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仍是百位之后。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中国的教育经费比重低于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中国本就极低的医疗经费中，百分之八十的资源为不到百分之五的人所占用。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道德的堕落，官员的贪腐，已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同时，由于缺乏监管，没有健全独立司法，权势者为所欲为，有些官员胡作非为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致群体事件日益增加，上访民众成千上万，社会矛盾尖锐突出。中国已经分裂为两个世界，形成两种社会两重天。

与此同时，中国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资源消耗殆尽。以上种种事实，已无须再去罗列，一般读者都了然在心。中共中央也早就意识到这是关系亡党亡国的大问题。

很显然，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深层的，制度性的，难于解决的。繁华是表面现象，危机是实质存在。将这种低人权、高能耗、牺牲环境的“北京共识”、“中国速度”作为楷模实在难于让人接受。也不信经数百年历史验证的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让一两万亿外汇储备就买断了。以此为藉口抵制宪政改革更是大错特错。

中国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主要原因恰恰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严重分离、脱节所致。引进了自由经济，但无法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经济基础经济结构改变了，上层建筑没有相应改变。社会的观念完全变了，官方意识形态没有改变。政府宣传与社会实际南辕北辙。为适应统治需要，历史被掩盖、歪曲。事实黑白被混淆颠倒。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只能讲假话。明明不相信的东西，照讲不误，口是心非。上行下效，讲假话成为社会之风气。

也由于意识形态的混乱，至今无法确立民族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也就无从建立应有的道德体系。当然文化传统与道德体系的破坏并非始于开放改革，而是源自六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折腾。
前路茫茫。如何改变？如何解决？相信包括最高阶层在内，大家都心中无底。重拾孔孟学说，从历史文化中吸收精神遗产，也许可以尝试。但不管这些传统遗产实际价值如何，其核心理念、精神实质与马列主义却是相悖的。

如此，又怎么能建立起和谐社会？

三

二十年后，中国社会已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这是一个复杂微妙，观念颠覆，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没有一个模式可以参照，没有任何范本可以解读。

应该承认，在这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一般民众大都对“六四”表现冷漠、麻木。许多人根本就忘却了“六四”。在政治打压和经济收买下，被称为社会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奴化。为极权政治谄媚舔痔的文人墨客，优伶小丑越来越多。他们早就与“六四”无关。学术造假，教育腐败，宗教堕落。偌大神州，已没有一片精神心灵的清净地。

在洗脑教育下，年轻一代对此更是一无所知，以致有年轻编辑将“六四”登上报纸广告――他们以为是某次矿难。而就读香港的国内大学生们，与他们那些投身“五四”、“六四”前辈学友立场相反，针锋相对地与港大学生辩论，公然为镇压辩护。他们深信“六四”屠杀是编造的谎言。
“五四”传统、北大精神已经消失。

在政治定位妾身不明，主流意识形态矛盾、模糊，历史问题未及时厘清，甚至有意掩盖封锁、歪曲与作假的情况下，一些极左思潮也死灰复燃。某些毛时代的受益者，或改革中的失意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一些无知愤青（或许也有些理想主义者？），形成一股新的潮流和势力，他们对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持根本否定态度，将希望寄托在回归毛时代那样的体制。这虽然不是主流，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他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势必成为政治民主化的新阻力新障碍。

    当然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面。二十年来，经济变化无可避免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网络资讯技术让人们能以不同的视野观察和认识世界。私营化也使社会结构产生根本改变。在这样的基础上，部分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逐渐形成。各种抗暴、争取权益的民间维权活动从未间断。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一些民间组织、民间团体走上社会舞台。互联网更冲破新闻垄断和封锁，成为难于操控的民间新闻舆论平台和自由传播渠道。一个追求公平公义、弘扬人道精神、以民主诉求为目标的公民社会已呼之欲出。在后极权时代，客观地说，共产党本身也在变。而当权者对许多事都已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这多少给自由民主思想的探讨、传播提供了空间。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种环境中日趋成熟。他们于2008年底推出“零八宪章”，正式将中国的宪政民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他们跳出了“六四”的思维局限，再不是二十年前幼稚的书生。

事情很明显，“六四”问题的解决，与政治改革即民主宪政的启动已是在同一个按钮上。只要按动这个按钮，就不只是解决“六四”这个单一问题了，势必牵一发动全身，引起骨牌效应。人们已不再只满足于平反，而是期望以此为契机，推动民主政治，实现百年自由民主之梦。

这也是解决“六四”问题的难度所在。而最大的阻力则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放弃手中的权力与利益吗？而有些“六四”屠杀责任人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对罪恶的清算也是这些人最惧怕的。
如今的中共最高层已不是“六四”屠杀的当事人。他们对此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在理性上，在价值评判上，在道德良心上，他们都应明白解决“六四”、进行宪政政治改革、走自由民主之路是大势所趋，是时代潮流。不管是出自内心还是装饰，胡温在某些场合都提到自由民主，甚至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对此次“零八宪章”，胡温本人都没有直接表态。而是由江的旧臣贾庆林、吴邦国等出面回应。或者说，这本身也是一种表态。

而走出这一步需要大的勇气和魄力，需要超凡智慧和胆识。还要有冒险和牺牲精神。在历史跨度上，这一步相当于十万八千里。在历史机遇面前，并非人人都能走出这一步。历史是有偶然性的。除了世界观价值观，关键人物的性格特点、气质也都影响着历史走向。

如今中国这部机器实际已主要是以一种惯性在运转。中共高层都有着极大的危机意识，他们以相对圆熟的统治技巧维持着这种运转。强劲的经济则为这种运转提供了润滑剂。 “维稳”是压倒一切的中心，“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们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包括武装警察和先进的科技手段实施管控，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包括抓捕刘晓波在内的种种掩耳盗铃式行为，都是这一“维稳”思维的产物。      

然在资讯时代，这种惯性运转的时间势必难于长久。历史大势，天时，环境，气候，民心民意，都已形成巨大的压力。事情已到了一个临界点上。一切都表明，历史已到了又一个重要转折关口。
路怎么走，中国怎么变，是人们关心和争论的焦点。国内外都有些论者担心中国将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出现大的灾难。但一般来说，短时期内还不至于此。如上所述，不能低估了惯性的力量。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改革越往后拖延，则出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就越大。

也有些激进的观点认为中国需要一场彻底革命（奇怪的是，国内极左派也持这一观点）。推翻、铲除之类的口号不时见诸网络。但坦率的说，这并不具备操作性。在资讯和军事科技现代化的时代，象陈胜吴广那种揭竿而起的造反，朱毛式的井岗山革命都再难成气候。我们知道，2004年发生在俄国首都莫斯科一间轴承厂歌剧院的人质危机事件，俄罗斯特种部队于二十多分钟内即赶到并控制了现场。现在的卫星定位系统甚至能监控大街上的某个行人。

中国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社会和道德现状都已无法再承受暴力革命，它带来的将是万劫不复的大灾难。用句流行的话来说，成本太高了。而且，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政治组织能有这种实力和承担。说的人多，行动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许多人仍冀望于体制内的和平转型。无疑这是成本最低、震荡最小的变革。果能如此，则于国家于民族，于世界于历史都是万幸。

但也有许多人认为这其实是不可行的。理由是统治者绝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认为这无异是与虎谋皮。应该说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这也并非是绝不可能的。任何事都不能看死了。事实上，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转型，恰恰是共产党体制内高层自己完成的。象前苏联那样的超级军事强国，没有人能够摧毁她，除非她自己改变。

中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中、苏的体系是一样的，有着许多共性。其发展规律应也有共同之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中国今天的条件比当年苏联转型时已更加成熟，简直已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程度。

越来越多的人士，包括许多体制内上层的自由思想者都已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应该努力争取的，也是几乎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因为其他的路都不现实。

时间和历史是最大的魔术师。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新一代，即经历过文革的知青一代，还有海归一代，都已进入中国的权力中心。从中央最高层到省部委一级，都已有他们的身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必将是他们的天下。这是自然规律，无人能够改变。

这一代人的出身背景、人生经历、教育程度都与他们的前任不同，视野也更加开阔。这就决定了他们比前任将更具现代意识。他们不可能不思变革。求变是生存法则，是历史发展必然。问题只是在于速变，还是渐变。对政治人物，不能只听他们现在说什么，而是要看他们以后怎么做。

如果这些经磨历劫、也经过思想解放洗礼、在世界民主化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还是不想变革，那么恕我直言：大限就不远了。

当然这并非是守株待兔式的引颈相望。这同样要有许多人来推动，作出贡献与牺牲，以创造更为成熟的条件。包括启蒙，唤醒公民意识，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完成理论建设，组建成熟理性的反对党等。中国的政治转型无疑要靠一种合力来推动。没有人能够独力完成。

也不能指望政治民主化即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以中国问题积淀之深，这必将是一个漫长曲折而艰难痛苦的过程。文化、道德的重建比政制建设还要艰难得多。而一个没有良好文化道德基础的民主社会就不会是个成功的民主社会。

但中华民族会有希望的，我们会有希望的。

在这里引用著名史学家、八旬老人袁伟时先生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

    “为什么我总是那么乐观？我深信人性。或者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没有人生来就爱当奴隶、当奴才……人性的复苏势不可挡。一股巨大的 要求自由和幸福的潜流已在中国形成，它会在各个领域逐步冲决一切网罗。为此必须逐步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制度——法治、民主、宪政，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过程是长期和曲折的，但要回到官长控制一切的时代肯定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