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大棋局的战略策动

万维网友谭伟东来稿：

国际大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因素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若寻求最佳国际棋局，就需要变中国因素为中国战略设计和合宜战略策动。
          
             一、拒绝G4 追求G3 推动G2

中国不谋求中美称霸，反对所谓中美共治，否定“中美国”的这一美方学者的设想。这些都是明智的并符合中国一贯的外交方位。美国新战略倾向似乎要建构中、美、欧、日的G4框架。这是针对中日东亚整合而来的。中国最高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未来大棋局的分布、调整，要求中国拒绝在Ｇ4结构中接纳日本，而是在最要紧的战略双边关系之一的外交方略中，建构中日关系，全力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而非日本早期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在长期国际方位大略中，追求中、美、欧战略大三角的G3，在新近的国际态势中，追求中美的G2之“共谋”、共领和导引世界。

在未来二十年，甚至半个乃至一个时期中，中美欧战略大三角将形成最主要的国际战略力量。大略相等的领土面积和二十年后的大体等同的世界财富与经济产能比重，这是构成战略大三角的基本定力。由此而将出现三足鼎立的国际大格局。当然，中国人口红利最大，美国财富积累与资源优势的双重优势最大，欧盟的整合市场、产业能力最强。就国防与军事安全而言，美国依然属超级大国，中国的跨越式追赶，在超限战不对称和人民在战争军事与国防思想之下，形成足够的抗衡力量，在总体效能上要远胜于当年的美苏争霸下的苏联态势。欧盟相较脆弱，并且联系到国家联盟分割的主权国家的现状，显示出欧盟在三极中的最弱势的情形。

日本作为迄今为止的第二经济大国，无疑具有相当的世界竞争力和国际位重，但从世界级的战略把握层面上，日本不具有参与和领导世界的任何一种资格与能量：二战的轴心国劣、战后崛起后对世界性贡献乏善可陈、国家综合实力的任何一层面上同上述三足鼎立的不可同日而语、大和文化与岛国民族心态，都决定了这一结局。

中国和相当多数国家尚且不能接受日本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又如何可能欣然接受和坦然面对G4构架中的日本呢？美国需要日本的银子，也需要日本在亚洲对美国的唯其马首是瞻的绝对顺从，但美国战略家们，不但忘记了偷袭珍珠港的惨案，也对日本在亚洲更不必说全球的领导力缺乏清醒的认识。
美国在二战期间及其后的尼克松政府之前的中国政策，已经酿成了重大世界性之历史悲剧和美国利益重大损失。现如今，尽管重欧轻亚的错误在得到一定的纠正，但在亚洲、太平洋和世界的新战略伙伴的选择上，却又在错误的边缘上。

中美双边关系是本世纪和下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共谋”、主导未来世界秩序架构，是现行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作为G2半或准G3，可以考虑应是俄罗斯。其国土、资源和未来潜力，除了人口规模规模和经济总量外，都是堪称真正世界级大国的。美国国际战略家们应当重新回归罗斯福－马歇尔等辈的世界眼光，至少应该是尼克松－基辛格辈的，小布什－布热津斯基辈的甚至不及老布什－贝克辈的来得有见地。G2战略导引而非中美两霸是最为现实，最具可操作性和最富有全球未来战略价值的历史意义的。就如同国务卿希拉里已经承认的，对债权国怎么能强硬起来一样，美国国际战略家们的更进一步的认识升华，应当明白，“顾客是上帝”的更深层的含义。

中国应当旗帜鲜明地拒绝中、美、欧、日的G4，积极推动平等、独立、有效的G2，适当追求中、美、欧新战略大三角G3。这是符合中国最高、最大利益的，也是符合世界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

在这一层级的无论G2还是G3，要解决的核心是未来世界秩序建构问题。包括准世界货币、国际储备资产、全球分工体系、世界产业价值链确定、国家主权与新安全顾（观、边疆和网络）、全球资源配给和资源匮乏问题、世界热点与全球性战略问题等等。中国启动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广泛的国际结算替代货币尝试，具有战略经济价值。而特别提款权等超主权世界货币，则象征意义远大于实用价值。整合中国自身的两岸四地的四种货币，推进多层级的人民币国际化，应逐步寻求世界货币、国际储备资产的替代秩序与运营方案是这个层级对中国而言内外功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打造中俄、中日、中巴（西）战略大国圈

本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对中美两国来说，还是整个世界和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中美关系。美国必须学会同崛起或复兴中的非霸权大国中国共同引领世界。中国必须把东方价值、中国因素等合理、科学，特别是有效地注入到世界运营机制中，并以大国示范和现实领导力的双重道义和实际导引，形成和建构，并同时改造国际经济、金融、文化乃至其它秩序结构与功能。其中变动功能易，改革结构难。

除了中美双边关系和中美殴战略大三角而外，中国还需打造战略伙伴级的大国双边关系圈。这其中，中俄、中日、中巴具有十分重要战略意义。而中印无论是地缘还是人口而言，甚至潜在的经济与综合国力，也应在大国圈之列，但印度方面的“难以名状”的东西，可能极大地阻碍这一进程。因此，过度的关注，不但可能事倍功半，而且可能会揠苗助长。

中俄关系的源头在于中苏友好，尽管存在过诸多不愉快，但中苏关系在新中国建国与崛起中的作用是巨大。与此同时，无论是现存的俄罗斯战略实力与综合国力，还是俄罗斯未来“红色回归”的现实可能性甚至倾向性再转型，都显示出中俄关系的战略价值。至于能源、资源、经贸、产业等方面的合作，就更是具有广泛的天地。

中日关系由于日本侵略近代史，特别是日本国的历史态度问题，而变得似乎相当灰暗。加上日本每每充当美国在亚太，特别是亚洲的应声虫，问题就更为复杂。但日本政经与文化深刻的矛盾，尤其是日本模式在国际贸易与经济新潮流下的重重困扰，决定了日本彻底的放弃“脱亚入欧”的梦幻，把国家战略取向的基础转向经营亚洲。这种大势与格局，决定了中日关系具有美好的未来。中日的经济上的互补，不比中美经贸互补差。日本现代化资源，在科技、管理，产业与经贸方面，对中国具有重要价值。

中巴地缘与历史决定了现时的“陌生”。加上传统的拉美之美国后院的历史遗留，使得这层大国关系，更是处于低谷徘徊。中巴关系的合作与开发空间潜力巨大。当然，难度也相当之大。

大国圈不是次级双边关系圈。大国圈只是就全球问题与世界量极的重要性，不比中美关系，而其对中国外交、经济、政治的战略价值，却并非同中美、中俄关系有显著的不同。

        三、以东亚经济共同体推动亚洲同盟

当今世界，全球化被“地球是平坦的”等等炒作得沸沸扬扬，使得人们都忽略了另外一驱动和结构变化，那就是区域一体化。欧盟、北美、东盟等都是重要的区域一体化建构。

日本在鲸吞中国，充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邪恶轴心国之一时，就抛出和公开经营“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可耻的记录和卑劣的企图，必须彻底放弃。但东亚共同体却可能是亚洲同盟的强有力的推动和可能的战略过度。故必须把历史上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罪恶，同新形势下的可能的日方便种等等彻底抛弃掉。中日要在充分尊重历史，日本真诚而彻底的反思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由真正的互利共赢，来共同设计、推动和建构东亚经济共同体。

日本全球经济老二的位次没很快会被中国取代。日本经济规模优势、财富优势、结构优势很快会消失，反倒要被中国相应的优势所替代。相反，日本的地域、资源劣势，高价位、低性价比的“虚置”经济劣势，会越来越明显。中方要在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大势下，组合思路、掌握谈判、形成战略，从而主导东亚经济共同体。

亚洲同盟难度很大，但亚洲共同体的困难程度不应当设想的难于当年的欧洲。理性与现实是，“一盘散沙”的亚洲，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双向整合中，就如同散兵游勇，时时处于惊涛骇浪之中，不但同时承担者双向的国际经济风险，而且同时丧失双向的国际经济收益。区域一体化是现代区位国际经济，甚或地缘经济－政治变动，在国家安全、区域一体化整合和全球化三个不同层级与舞台上，现代宏观经济的国际风险方位和“对冲”，才较为安全。

亚洲共同体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潜在经济体、市场、产业集群栖息地和贸易与资本大本营。这是人类几千年历史文明史上的基本格局与态势的回归。亚洲同盟要在关税同盟、贸易政策协调和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货币金融整合几个层次上逐步展开。亚元和金融一体化是亚洲共同体的至关重要的追求。亚洲同盟走到量极后，亚欧大陆的整合将成为大势所趋。

中国世纪必须有自己的运作载体。中国世纪不是自己的孤军奋战。中国世纪必须在巧妙地横纵联合、立体网络交叉中，或者在东亚、亚洲、亚太乃至整个世界合宜建构，从而把中国核心价值、中国道路、中国因素通过有效的国际示范传递与整合通道，变成国民财富与福利，变成全球的福祉与安康。(作者为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