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胡攻江守，大势几定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

之所以说是初步，而非全面，是因为江胡关系具有特殊性：胡的继位，是由太上邓隔代指定，并非其前任江一手选定、培养；江胡之隔阂，至少是不能同心，由此已种因由。如果这种“隔代指定”模式可一直延续，则“江胡模型”具有标本示范意义。但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很可能变动。

胡上任之初，显然江强胡弱。胡虽提出了自己的执政思路，但在大的利益问题上，必须服从江的意志。胡通过早期顺从，赢得了积累力量的时间和空间。守稳后才反攻，这是胡的风格。胡反攻的标志是陈良宇案。陈落马，固然有恃宠而骄，树敌过多，被胡联手同僚加以整治的因素，但也深刻体现了“在不在位”的重大差别。江不在位，不能事事躬亲，只有在事态上升到“重大”时，才有理由介入；而“重大”都是由细微构成，在“重大”前，胡可从容布局，做好各种铺垫，使江最后难“说话”，只能接受某种安排。除非江把胡架空。显然，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江虽事先有所布局，但还达不到架空胡的程度。撇开必要性不说，仅就可能性而言，如果江有能力架空胡，也就有能力“换储”----与其架空，何如换储？

由此可见，在权力拉锯战中，在位一方具有重大优势。除非不在位一方拥有邓那种绝对权威，否则，在位一方初时虽势弱，必可凭这种重大优势步步走高，变弱为强。所谓“绝对权威”有两个含义：一是对军队的绝对掌控力，二是撤换前台的能力。邓在时，可于幕后轻易撤换胡（耀邦）、赵，而人们很难想象江有能力撤换胡（锦涛）。既然没有这种煞手可恃，胡与江对抗，风险已降至可接受程度；对抗既已成可选项，又有“在位”的优势加持，胡强江弱的转化已不可避免，只争早晚而已。

当然，陈良宇案毕竟是胡首发反攻之声，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合理猜测是，此时胡再次向江表达了“甘居第二”之意；江得到确认后，才放手陈良宇案----毕竟，有陈希同案在先，此举也可视为对前台的必要支持。此时，江的主要心思在布局十七大、效法邓隔代指定“储君”。胡做出的软姿态，有利于江布局。

因此，十七大江是最大胜利者，也是其权力最后巅峰时刻，此后盛极而衰。江多年积蓄的力量，在十七大定储问题上一举用尽，又面对一个有“在位”优势加持，势力不断增强的对手，强弱转换势难避免。即使在江大胜的十七大上，胡的意志也凸显；李克强入常，就是胡不屈、不服的表征。

邓曾经公开秘诀，称“一个核心”是中共能够在危机、风险中保持统一、稳定和高效率的关键。邓将这一原则，尽可能地贯彻到了他能够笼罩的身后。江、胡都是按此标准培养的。邓为江，不惜拿下护翼多年、既有功劳又有苦劳的“杨家将”；对胡的栽培，更使他在资历上一枝独秀、鹤立鸡群。现在习、李同时入常，显然使邓“一个核心”铁则面临危险。但是，这种破局并没有产生多少震撼。因为江、胡两代“核心”并存，实际上已使中国进入“双核”时代，“一个核心”早已名存实亡。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还顾忌于形式、抱残守缺呢？

“一个核心”原则的破坏，邓本人其实是始作俑者。既掌权又居幕后，为后来者开先河；隔代定储，更使后二代易生隔隙。二代不能同心，不但“一个核心”沦为空谈，权力拉锯也使体制的效率优势被虚耗。邓种种做法，在当时必有其理由；但从长期而言，有碍制度建设。当然，在既定体制下的可选项本来不多；相较于“终身最高”，邓的做法已是“次优”。

“一个核心”原则在胡时代名存实亡，但后果似乎并没有邓警示的那么恐怖。中共的执政地位依然稳固，国家也日益强大。虽然体制效率明显降低，虽然借助了邓时代的种种积累，但毕竟面对更复杂的内外情势，胡时代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其实并不弱于邓时代。可见，邓的预言受限于经验，只是一个时代的原则。在战争年代、改革年代或特殊危机时刻，“一个核心”优势明显；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是当自然形成的政治权威已经不再时，与其东施效颦，人为地强行培植权威，不如不要权威，变“单核”为“多头”，多头之间，以规则程序为权威。正如一些观察家指出的，胡时代的政治决策和权力分配，具有明显的规则化趋向。这种规则化，是失去“一个核心”之唯一仲裁者后的必然。初期，可能是前任对现任的限制与制衡，势弱的现任也借此保护自己；后期，则成为一种权力分割定式。这种具有西方“贵族民主”影子的变化，颇令一些人欣喜，因为其中确有可能滋生民主化、法治化的萌芽。但是，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此中也暗含了一种更大的危险。

日渐强大的胡，当然不会甘心接受十七大定下的未来权力分配方案。毕竟，实力是一切政治游戏的基础；当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时，利益格局必然要作出反映。胡实力和态度的趋强，最终凝固为去年中央全会上习不能如期进军委，令接班平生变数。现在情势是，李风头日高，行情看涨，在胡的看护下，俨然有在十八上总理位置的基础上只须虑进、无须虑退的局面；而习则步步有险，四面皆危。最近，江的曝光率骤然升高，不甘之意明显。但这种频频出镜，并非如海外媒体所说的是进击，而只是试图维护十七大成果而已。形势比人强，在胡强江弱、胡攻江守的大势下，习顺利接班的可能性已小于四成；江到时很可能只能交换其他利益。毕竟，储君一说不但不见于明文，作为规则也尚未稳固，只存在于潜规则层面的默契中；而潜规则的总规则是“力强者说了算”。

江的曝光骤多及其连锁反应，说明江既非全无还手之力（否则不会多此一举，都是老江湖了），也非甘于淡泊、没有还手之意。围绕储君的较量，仍将纠缠几个回合。虽然结局多半还是“换储”，但在另一方不愿放弃的情况下，换上来的也未必是李。李已站在台前，目标太大，已成另一方的主要狙击点，胡操作的难度和成本都高。不管储君最后花落谁家，胡无疑都是最有决定权的人。因此，在十八大鹘点最终揭开之前，各路诸侯竞相“科学发展”的演绎将不绝。

最能说明当下权力格局的案例，是最近发生在新疆、湖南的地方权力更替。本来只是调整新疆的治理环境，但在胡主导下，不但团派大将周强轻松上位，抵定了至少是十八大政治局的席位（这一点只要算算十八大时，政治局有多少人年龄到点必须退下，又有多少人具接任资历即知），而且让李小鹏迟早发生的“转正”加速浮出水面。这种布局，并不像海外媒体所说的是团派与太子党两大体系间进行权力分配，而更像胡李之间的交易。作为第三代领导班子的第二号人物，李鹏的积累可想而知。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李与江不同，没有也不可能有操纵十八大的雄心。李的主要心思，都在其家族后代，所以可做交易。通过交易，胡可极大分化江方资源，为十八大尤其是“变储”奠定更多胜算。而“李小鹏主湘”消息提早见诸网络，或许也是出于不乐见此者的巧妙运筹。

就在很多人期盼中国开动这样那样改革时，殊不知当国者的心思主要在几年后的权力更替。这不奇怪，因为那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所在。也因此，至少在2013年以前，中国不可能启动实质性改革，尤其是那种有损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都在争相拉来为己助力，没有谁会在此关键时刻得罪人，把资源推向另一方。从这个角度看，胡立意“换储”，或许也有“建功立业”方面的考量：他自己深受隔代指定之苦，10年任期基本陷在权力拉锯中，难有大的动作，更不用说对特殊利益集团伤筋动骨；真正建树的机会，或许只能是交班以后，前提是交给合意的接班人，两相同心，自己全力支持他，干一番事业。

不管胡心中是否作此想，但这确实是有效制衡特殊利益集团的唯一机会，也是决定这个体制能否持续的关键性机会。否则，十八大后前任和现任（甚至可能加上前前任）再次陷入拉锯，特殊利益集团势必趁机坐大，他们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直至无人能制。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但可攫取更多利益，而且可能成为党内游戏规则的操纵者，通过规则程序，左右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而执政者则沦为傀儡。

这，也是自胡时代开始的政治游戏规则化之最大危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