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解读习近平访美三句话

    　杨恒均评论文章：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访问美国。那一天是中国农历羊年正月初一，辞旧迎新。邓小平的那次访问开创了中美之间独具特色的“首脑外交”。1989年之后，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最高领导人访美中断了八年之久。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开始把首脑互访制度化，并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例如，2002年，江泽民与胡锦涛先后访问美国，由江泽民对自己任期间的中美关系做一总结，并指明未来的方向，再由刚刚接任总书记职位的胡锦涛副主席借访美来重申、确认与继承江泽民的对美政策。这一模式在中共“十八代”之前又一次实施。去年1月份胡锦涛访问美国，被称为对中美关系的“定调之旅”，今年，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主要任务就是落实中美元首（胡锦涛与奥巴马）于去年1月确定的中美协议。

   　按照惯例尤其是官场规则，习近平这次访美意义重大，却不会有重大的突破。如果我们把镜头推到2002年胡锦涛第一次访美，对照之前江泽民的表现，就不难看出，当时的胡副主席还很有些拘谨。更何况，这次习近平副主席同2002年胡锦涛副主席访美还有不同之处：当时胡锦涛已经是总书记，习近平接班要到18大。所以，一些华府政治与智库人士想从这次习近平访美的言行中寻找这位未来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与执政理念，就要特别仔细了。

    　我今晚通读了一遍习副主席在美国的演讲、发言与对话（有些是美国议员与媒体转述），觉得有这样三句话可以解读一下。

第一句：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这是习近平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有点韵味。习近平这次访美与十年前胡锦涛访美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当时美国反恐之战正烈，美国需要中国；如今美国不再提反恐，反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军事与战略重心向亚洲太平洋转移。一时之间在国际上，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习近平用这样有点文学色彩的句子，软中带硬，一下子就回应了方方面面的问题。首先，美国转向亚洲这一事实被中美一些人士肆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尤其是中国国内一些半吊子专家与哗众取宠的媒体，连美国在澳洲多布署了几十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也被他们吵成了“围堵中国”、“必有一战”。习近平副主席这句话明确表示：如果美国能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需求，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不会反对美国到亚洲来，中国欢迎你来。

   　其次，这句话软中带刺，一边表达了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你美国，同时却暗含太平洋也能够并且也必须容纳得下中国。美国来亚洲，不应也不可能挤走中国的势力。

   　最后，这句话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如此明显地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同称“大国”。这也标志着今后会和过份谦虚（甚至自卑）的“韬光养晦”的时代有所不同，中国登上了大国外交的舞台。这句出发前的话底气十足，预示着习近平这次访问将会展示大国风范。

第二句：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在提到中美关系时，习近平用了好几种比较有意思的表达，大多是前几任领导人不曾用过的。如他说中美关系“是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语），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希拉里*克林顿语）。习的这句话是对应这样一个流行的看法：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老大和老二能够不打仗而和平共处的先例，“中美必有一战”的论调在中美都颇有市场。

    　习近平使用了一个肯定的语句：“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唯一”这种表达方式以前很少见于外交场合，尤其不和美国人使用。因为在中美两国之间，中国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视乎美国的决策者何去何从，中国顶多是“沉着应对”。一个处于被动的领导人，是不会使用这种“唯一正确的选项”表达法的。可见，既然大国了，就要从“被动”到“主动”，这句话表明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从被动到主动，有信心与能力发展好两国关系。

  　“敢问路在何方”则更展示了习近平的自信。当他说中美关系面临的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前景时，已经暗示未来的路还得靠未来的领导人走出来，还有可能预示他将会根据新情况走出一条新路来。当然，这里是对中美关系上的预测，大家也不必过份联想。

第三句：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台湾问题虽然仍是中美之间的最大问题，但马英九上台后，北京也调整了对台政策，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相信两岸中国人有能力与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而且，如果不出现极端情况，美国回头深入插手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至于中美之间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经贸问题、南海等国际与周边问题，盗版、能源气候与环境等等，都不是大问题，几乎都在可“管控”的范围内，根本不会真正影响中美关系。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始终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反映在具体会谈上，就浓缩成“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已经纠缠中美关系相当长的时间，也是最不易解决的。这次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先后被副总统拜登与议员麦凯恩质疑中国人权问题，而且，从他们质疑的内容到语气来看，口气还相当严厉，甚至不太友善。但令人惊讶的是，习近平的反应相当有水平，而且发人深思，值得解读一番。

    　我使用“惊讶”是有原因的，一是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这个问题时的态度与语气相比，二是和三年前访问墨西哥时的习近平相比，他这次的表现平和理性，甚至温文尔雅，展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风范。

    　在拜登对中国人权提出严厉批评后，习近平副主席强调：“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有中国评论员解读习副主席的话是暗讽美国的人权也“没有最好”，这当然是根据以前领导人说类似话来推测的。但我认为习的这句话不能这样理解，尤其是这句话的中国官方翻译是：“Of course 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when it comes to human rights,”再翻译成中文则变成：总有进一步改善人权的空间存在。有凤凰卫视的评论员认为翻译得不好，我则说，虽然以前我发现外交部的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但这次翻译是精准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样的中式句子，翻译成英文会让美国佬感觉不到你到底想说什么，也就等于没有说。现在的英文翻译则是明确表示，中国的人权还有改进的空间。

   　习近平在后来回答议员麦凯恩就西藏人权问题质疑时，说出了类似的话。据麦凯恩转述，面对他就人权问题的质疑，习近平很幽默地回答：“麦凯恩，你的直白在中国是出了名的。”随即习近平说：“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你也知道，美国在过去也有很多问题。”麦凯恩说习近平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人权问题，但他对此次会晤的评价是“坦率而谦逊”。

  　 其实，麦凯恩不太理解中国文化，习近平不但回答了他，而且这个回答在我看来还相当精彩。当习副主席指出“美国在过去也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也就肯定了美国现在的进步；而当他说“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则表达了两个意思：他不但承认了我们的不足（我们可能还停留在美国的过去），而且还有了目标（也许就是发达国家的现在）。世界各国对人权的标准基本上都没有异议，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相差很大，就连西方国家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中国作为一个人均GDP 排名在100位左右的国家，别说用美国的人权水平衡量，就算用台湾、香港的人权水平来衡量，也相差甚远。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差距，而在于如何认识这种差距。

   　虽然习近平也讲到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但在我的记忆中，这可能是第一次，中国领导人在回应美国人权质问时没有提到人权的“标准”问题。以前我们国家领导人常会说，中美两国对人权的认识与判断标准有所不同。那意思很明白了，你美国认为好的，我们认为不好。我们的那才叫好，只是你美国人没有那个几千年文化底蕴来欣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美国搞了一份《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我们也马上针锋相对地搞了份《美国人权状况白皮书》。

   　也同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有那么一些人开始借机抵制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你说他人权不好，他偏要说他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就在不久前，北京的某些人与机构还在公然睁眼说瞎话，一会说中国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会又说中国的人权比美国的好，过一会又说现在的人权是最好的——一说到人权，他们开口就是“最好的”。这些人真该学习一下习近平副主席的讲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权总有改进的空间。

   　按照中国的发展状况与人均收入，中国的人权比不上比自己富裕几倍甚至十几倍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我们的香港与台湾地区），这不是什么耻辱。但如果你为了自己的面子与手中的特权，就公然置罔顾事实于不顾，悍然蔑视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并独自搞一套唯我独尊的人权“标准”，你还真把老百姓都当成阿斗了？

   　好了，今天的解读到此结束，否则，就解读过头，属于自说自话了，不过，这些解读毕竟是一家之言，大家姑妄听之，如果发现有些内容与事实不符，你就当我把自己对未来北京执政团队的希望也融进了解读之中吧。（杨恒均　2012年2月16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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