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与文革

万维读者网网友李春光来稿：　　　　

　　一

　　温家宝总理以凝重语气告诫警惕文革遗毒，重提三十年前“历史决议”，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甚至轰动，立即成为头条新闻，其声响动静盖过叙利亚炮火。奇怪啊，文革不是早就被“彻底否定”了吗？这是1981“历史决议”郑重宣布的，凭藉着“普世价值”，早成了“普世共识”。而且，虽然共产党做“决议”乃自家事，但是，对这“彻底否定”，普世非共乃至反共人士也很拥护，众口一词，舆论一律，这种景象很新奇。以此观之，总理指示就缺少新意了，人们何以如此大惊小怪一惊一乍呢？这是一个谜。我猜，或许因为“彻底否定”这大题解得并不“彻底”？

　　二

　　2007年7月间，我曾列席一个“研讨会”。有位学者严密论证“彻底否定”，我临时请求发言获准。我意见是：

　　第一，不赞成文革有所谓“大民主”。仅就亲身经历而论（未做专门研究，没资格侈谈“历史”，只能说点身边琐事），1969—1976间，我曾三度被拘，多遭谩骂凌辱拳打脚踢，略尝野蛮专制不讲理。说文革是“浩劫”，是“灾难”，我相信，因为我曾亲历。

　　一，“彻底”一词有“文学气”。用之于诗词歌赋，政治鼓动，它很给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派！”口号是可以这样喊的。

　　然而，研究历史，讨论学术，这个词就要慎用。

　　“彻底”，“底”在哪里？要有明确界定，否则将不知所云。

　　毛主席喜欢引用《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意在说明物质无限可分。无限——无“底”。他多次同物理学家饶有兴味地讨论这类问题。毛若在世，必不赞成“历史终结”论，这不合他的有限-无限观。他也不认为历史将“终结”于共产主义，他说：人类总得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阶级、政党、国家都将消亡，不可能“万寿无疆”，然而，矛盾永远存在，斗争不会止息——它将“万世不竭”——无“底”。毛的意见对吗？

　　二，这个口号很虚伪：否定文革，肯定反右（“历史决议”如是说），但是，若无反右，何来文革？显然，所谓“彻底”，提出之初就不彻底。“彻底”云云，实属假冒伪劣，不可信以为真。

　　三，文革期间的一切事情都错了？都要“彻底否定”？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学生）学工学农……都错了？医疗、教育……唯市场化方合普世精神？毛主张“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否则卫生部就改“城市老爷卫生部”，又说文化部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教育主旨在于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要追求高分，不要以偏题、怪题刁难学生，把学生当成敌人……这些都是胡说，没有一点道理？更有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反“走资”，反贪腐，警惕“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警惕“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警惕“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警惕“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 ——这些，难道不是今天人们身历目睹的铁血事实？越来越多的人们正为毛的洞见所震撼、警醒！

　　四，“彻底否定”不会止于文革，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必然如此的逻辑发展，是否定一切：全盘否定毛，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全盘否定中国革命，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甚至全盘否定中国历史：并不存在外国月亮是否比中国圆的问题——中国压根儿没有月亮，否则怎么会有文革浩劫？中国人如果想见月光，避免文革复归，唯一办法是努力争当多少年殖民地……

　　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现有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同毛、同共产党、同革命、同社会主义、同中国传统沾亲带故，必是坏的；凡是同美式“民主”“自由”能扯上点关系，定是真理——赶紧国际接轨。这类非历史之论能否成立？实践中将导向哪里？以此轻薄之态谈论“学术”，敢问其价值几何？

　　然而，这新“凡是”在学界居然很是时髦。有人说，今日中国，已然“学之不学”。果真如此？

　　忽然想起学界闻人辛子陵先生，他以党史权威、理论大腕名世，新着层出。若以一句话概述其要，那就是：“罪恶滔天”者，唯毛一人而已。只有一个王八蛋，其余都是好东西。把功劳归于一人，于史不合。把罪过归诸一人，就成了史学权威——煌煌烨烨，俨然“学之时者也”（引《孟子》，换一字。仿鲁迅释“圣之时者”为“时髦圣人”，那就是“时髦学者”——当今学术市场里高声叫卖推销其廉价货品的时尚小贩也）。

　　然而，此类人物竟在学界享有盛誉。

　　所谓“学之不学”，其无据乎？

　　三

　　很抱歉。说远了。本想讨论重庆问题。

　　有人说，温家宝总理严厉批评重庆，首要原因就在重庆企图回归文 革。关于警惕文革遗毒，就在通告重庆问题时讲的。

　　重庆是否企图回归文革，需要加以辨证。此题有讨论价值。

　　一，所谓“回归文革”，能否不加分析即成毋庸置辩之罪？

　　我无缘访渝，据媒体报道，那里近年来做了些“缩差共富”之事，诸如公租房，医疗、教育资源城乡一体化——并注意向农村倾斜……据我看，如果把这类事情称之为“回归文革”——“回归”到文革中那些不必、不该也很难否定的有正面价值的东西——并无不妥。那样做是无罪的。

　　请允许我插叙一则二十三年前小故事：

　　1989，“六四”之后，纽约，《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一位记者（绝非“左派”，但很正派）对我说：“共产党不懂宣传。他们并不是一件好事没做啊。七十年代，中国——主要是农村——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预期平均寿命大幅度上升，这降/升比率，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举世瞩目——我是从联合国报告中读到的。这很了不起……”

　　这次交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于现在稍年轻的中国人，这恐怕是“新闻”甚至“奇闻”了吧。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历史”只有辛先生等苦心经营的“罪恶滔天”（据说又与时俱进升级换代成为“功劳未必盖世，罪恶岂止滔天”了）。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多说几句。

　　就在七十年代（那时文革还没结束），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曾把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难题的唯一典范”。此非谣言——有案可查。

　　何谓“合作医疗”？怎么来的？来自毛“（1965）6.26指示”,主要一句是: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示”要点：“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1968年，毛又批示推广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首创地）的“合作医疗”经验。

　　此后，农村地区除有五十多万专业医生（大半来自“6.26指示”后由各大城市满腔热情奔赴农村的“下乡医疗队”），又逐渐有了数以百万计的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生产队“卫生员”和农村“接生员”。至文革结束，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不到40岁，上升至65岁。

　　世卫组织所谓“唯一典范”是怎样来的？就是这样来的。“罪恶”是怎样“滔天”的？就是这样“滔天”的。这是记录在案的历史事实，不是“文革毛‘左’”谣言。

　　从1965到1981，时间过去了一十六年整，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该有巨大进步了吧？赤脚医生至少该穿上草鞋了吧？（如果皮鞋太贵还穿不起的话。）很遗憾，没有。相反，这创造“唯一典范”——堪称世界奇迹、展示社会主义中国“软实力”、闪烁中华文明灿烂光辉的伟大群体，竟迅速从中国大地消踪无迹。既然庄严宣告“彻底否定”，其存在就成为非法，允许其继续存在就是犯罪——“文革复归”罪。是时也，城里“星级”病室-病院理所当然蓬勃兴起，城市老爷卫生部理所当然与时俱进，国际接轨，换代升级，大张旗鼓明目张胆阔步迈向城市老爷-贵族-富豪-大款-大腕-大师-巨星-名流-天王-土豪-黑帮-强盗-土匪-流氓-恶霸……卫生部了。农民患病怎么办？坐等升天。为什么？因为你是农民——你所代表的，乃是落后生产力。

　　多亏老天有眼，近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三农”问题引起注意（始于2000年。在这件事上，知识界之良知者【其中或有用心险恶“文革毛‘左’”？】发挥了应有作用。其根本动因则来自亿万人们已经忍无可忍的巨大社会压力）。重庆所谓“城乡医疗资源一体化（并注意向农村倾斜）”，是这种变化中最为鲜明、突出、引人注目的表现之一，是对否定一切的合理再否定，对文革中应当肯定的积极因素的合理“回归”、承续和发展。然而，这竟成了弥天大罪！对此必须提高警惕！这齣荒诞剧是否荒得有些过分，诞得太过离奇？续演下去，能否仅仅止步于“荒诞”？

　　——此岂毋庸疑虑者耶？

　　恕我啰嗦，再说几句教育。近年有“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此事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引起日理万机总理注意，他动情地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然而，几年过去，但闻雷鸣，未见滴雨。大刺痛也罢，小刺痛也罢，转瞬事过境迁，天下复归太平。万千大、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们依旧在教育改革伟大成果中痛苦煎熬度日如年。“小留学生”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主因就在这里。1994年夏，在一个“研讨会”上，于光远教授说：“教育制度若不改变，一百年后中国人就成‘劣等民族’”。我半开玩笑地批评他“散播盲目乐观情绪，麻痹人民大众——需要‘一百年’吗？你还要说‘以后’。”他说：“我是有意把时间说得长一点，那时我们都死了——‘眼不见心不烦’啊……” 十八年（将近“一百年”的五分之一）过去了，我们可曾看到一线曙光？所见者，唯每况愈下变本加厉而已。

　　其实，“钱问”之“问”不是首次提出。也许“英雄之见”往往“略同”，毛也曾提出这个问题，表述生动、鲜明、深刻。时在六四-六五年间，文革浩劫前夜，“山雨欲来”“风乍起”。

　　毛说：“不要把分数看重了”，“不要搞什么五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中国历史上凡是状元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考不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要把精力集中去培养、训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红楼梦》出十道题，十题都答对了，没有创见，给六十分；十题中八题没有答，只答了两题，但是有创见，给九十分。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要提倡启发式。不要用怪题偏题刁难学生。不要把学生当成敌人。为什么不能开卷考试？考试要允许看书，允许交头接耳，不会答，照别人抄一遍也可以嘛。“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为什么要“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 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毛这些话同“钱学森之问”有没有一点关系？

　　两年前，为写一篇短文，我曾从柯蒂斯音乐学院、朱丽亚音乐学院、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七所学校的官方网页查阅其“办学宗旨”（mission），我注意到，其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有creative（创造[性]）、discover （发现）、explore（探究）、ability（能力）、passion（激情）……自始至终未见高分-低分，也找不到“技术”“知识”之类词语。

　　看来，毛的教育主张同美国最好大学的“办学宗旨”之间似乎通着一点气？

　　重庆主张并施行“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特别注意向农村倾斜）”，错了吗？要说不足，我倒想说，重庆对毛的教育主张还认识不足，“回归”不够。

　　人们有理由理直气壮地说：文革期间所办好事不能抹杀、抛弃、否定，应该好好继承、发展。毛对“走资”的警告不可忘记。——这当然不意味着企图“全面肯定”文革，企图否认、粉饰“灾难”“浩劫”。二者之间并无矛盾。这样做，不构成犯罪嫌疑。

　　二，重庆什么事情扯得上回归浩劫？“缩差共富”？“国民共进”？“五个重庆”？还是“十大民生”？即使最有争议的“唱红打黑”，硬要扯上文革浩劫，亦无非欲加之罪，无限上纲，牵强附会（这件事需另文讨论）。这样干，有没有一点“浩劫”遗风？其实，所谓“彻底否定”，就其方法论而言，就无法洗白与浩劫中“打倒一切”的血亲关系。

　　……

　　四

　　信笔写来，杂乱无章，不知所云。不说了。

　　此文因为一封致友人电子信而起。就从这信摘抄几句以为结束吧：

　　“……2）你问‘挺薄’何人，我想，若指赞成所谓‘重庆模式’者，可以肯定是‘广大群众’。当然，前提是当初媒体所报属实。我至今相信至少基本属实，即有水分，也不会多，不会是‘注水猪肉’。‘新权威主义’学者萧功秦文可读（http://research.kdnet.net/library/content.php?id=251），他当然不赞成所谓‘新左派’ 。他说起初对重庆有疑，实地考察之后看法有变。怀疑者言，或较可信？  3）若问宫廷斗争中‘挺薄’者谁？薄有无阴谋、野心？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就一无所知了。——深宫密谋，吾辈何以知之？但是，即使薄罪大恶极，铁证如山，重庆那些好事也难否定——老百姓不会答应。如今朝廷之中，何人有胆、有能公然对抗亿万百姓？

　　4）至今所行，仍是宫廷政治，贵族政治，密谋政治，小人政治，不亦悲乎！‘政改’，‘政改’，何不就从这里改起？毛虽‘罪恶滔天’……但毛大概较少密谋，他一再反对在党内使用侦查手段大概是真的。他不屑于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甚至不屑于掩饰其‘狂’-‘谬’，诸如我们就是秦始皇，超乎岂止百倍；核战死人过半还有多少亿，不怕！此事不由我们决定，人家要打，你怕有什么用？也许由此再造一个新世界，也很值得……即使信口狂言率性胡为之时，也坦荡轩昂，有气吞山河威武雄壮之概，根本不需要密谋-小伎俩。  5）政治改革当然迫在眉睫。问题在怎么改？（政-经-学）精英们鼓吹 “普世价值”，那当然主要就是美国价值。但是美国人（亨廷顿Huntington……）说，那是他们家独门绝技， 并不‘普世’， 你也想学？——这叫人想起赵太爷教导阿Q：‘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阿Q惭愧地用手摸着左颊，明智地尾随地保一声不吭退了出去，从此绝口不提是否姓赵，以免再取其辱丢人现眼。当世精英们不知变通，依旧喋喋，其智商较之阿Q真是‘王太太比玉太太’——还差了一点……”（3月19日，晨，6:52 发出）

　　2012年4月4日

　　(本文作者为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