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忠义，欧美人讲诚信

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

刘云枫

　　中国人讲忠义，欧美人讲诚信。有什么差异呢？且听我说。

　　瑞士银行之信用，世所共知。人们所不知的是，瑞士还是一个以“余勇可贾”而著称、且将勇气卖出大价钱的国家。

　　当然，这是血的代价，是生命的价值——历史上，瑞士的雇佣兵，享誉欧洲。令人伤感的是，有时，敌对和作战的双方，所雇用的都是瑞士人。瑞士人各为其主，在战场上刺刀见红，血染沙场，为的是获得雇主付出的战争酬劳。

　　瑞士中部城市卢塞恩，有一座世界上“最悲伤的狮子”。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有无数的狮子雕像，可是，没有一座能让你有如此深刻和伤感的印象——狮子的背上中了一箭，由于射入太深，箭柄只露出很短的一截。狮子的生命危在旦夕，面部由于异常疼痛而扭曲、青筋暴突，但是，狮子已经衰弱无力，两只前爪吃力地按着盾牌，头顶上方是瑞士十字形国徽。

　　这座狮子雕塑，就是为了纪念1792年为保卫法国路易十六家族、而战死的786名瑞士士兵和军官的。1792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失去理智、头脑发热的暴民，不顾一切地冲向路易十六居住的杜伊勒里宫。此时，连负责守卫的法国军人，都溜之乎也。只有瑞士雇佣军786名官兵，坚守岗位，寸步不让。

　　痛恨路易十六的巴黎民众，一波一波地涌进来，路易十六还心存慈悲，禁止雇佣军向民众开枪，结果，人数处于极大劣势的瑞士雇佣军，全部战死，无一生还。消息传到瑞士，举国哀痛。“最悲伤的狮子”，寄托了人们对瑞士雇佣军无限的敬意和哀思。

　　幸运的是，令人感伤的故事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瑞士，已经成为世界上永久和平和远离战争的国家，八百万瑞士人在风景如画的国土上，享受着近似于天堂般富足与和谐的生活。

　　我们要思考的，是雇佣军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涵：

　　第一，无是无非

　　无是无非，看似混淆了是非，实际上，是将所有人拉下道德神坛——没有谁比谁更高尚，也没有谁比谁更卑鄙。除去全善的上帝和耶稣，每个人、每个阶级和组织，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你也为了利益，我也为了利益，何来是非？人类社会的所有纷争，无不是利益之争。

　　所有看似“天经地义”的是非观，无不是一定的立场的反应——在野时，要“革命”；在朝时，要稳定。刘邦在乡下当亭长时，举着反秦的大旗，杀人放火；一旦进了函谷关，就约法三章；等到“暮登天子堂”，更是把曾经当作尿盆的儒家的高帽子，顶礼膜拜。是非何在？翻手为是、覆手为非，何为是非？

　　所有是非观，不过是利益的遮羞布。所有看似崇高的“革命”，和争抢玩具的孩子，并无二致。在这个意义上，瑞士雇佣军扯下了“是非”那块遮羞布，正大光明地宣称为金钱而这。谁出钱，就为谁效劳，为谁出力。

　　近邻日本，也是如此。武士出征之前，就开口要钱，谁给钱就跟谁。本能寺之变中，织田信长被自己的臣下明智光秀谋反、逼入绝境，临终之时，信长说：无关是非。织田信长并没有认为自己是神明英主，是对的；明智光秀是叛臣贼子，是错的。

　　释迦摩尼佛说：无增无减，无善无恶，无垢无净，诸法空相，了不可得。善恶是非，无善无恶，和无是无非，是等价的。欧美、日本和印度佛教，可以等量齐观。唯独中国，是个例外。

　　以1792年、巴黎市民围攻杜伊勒里宫为例，谁是？谁非？巴黎民众是革命的？路易十六及其家族是反动的？就算路易十六家族是反动的，暴力和流血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吗？历史已经一再验证，靠暴力上位的政权，比上一个王朝更加残酷和血腥。要抓住狐狸，必须要比狐狸更狡猾；要打败流氓，只能更流氓。

　　因此，丛林之中无正义，也无是非。不是不讲是非，不要正义，而是不存在。正义只是一个幌子，深藏的却是利益。

　　第二，功利主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把所有人和人类的追求，还原成经济行为，的确是庸俗和令人沮丧的，但，却是人类本性的真实图像。瑞士雇佣军的旗帜上，明明白白写着五个字：为金钱而战。

　　功利主义说白了，就是“有奶便是娘”。谁有奶就跟谁；谁的奶水足，就是谁的孩子；杀人的勾当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没人干。这一点，历来被中国的道德家极力贬斥。士大夫一肚子男盗女娼，可是，在口头上、在他们的旗帜上，始终挂着漂亮的口头禅：道德，自己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道德要挟他人。

　　崇祯帝头一天吊死煤山，第二天，熟读儒家典籍、满口仁义道德、豪言忠臣不事二主的明朝大臣们，一大早就黑压压地跪倒在德胜门外，恭迎乱臣贼子李自成进城了。只有一个老太监，陪着崇祯帝，去见其列祖列宗。

　　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程映虹、在《爱国主义教育宣传不能歪曲历史真相》一文中，提到一个例子。问美国独立战争因何而起时，中国学生直奔“民族独立”的宏大主题；美国学生千篇一律回答：对税收不满意，一是税率，二是没代表不纳税；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所以，拒绝缴税。

　　美国人没有将北美独立战争拔高和美化，也没有隐讳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追求，就是最大限度地少纳税。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此处，不论马克思观点之对错，其实质是经济问题。

　　足见，功利主义乃欧洲传统，不管是瑞士雇佣军、由欧洲远赴新大陆建立殖民地的新教徒，还是马克思，都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但是，人们也许有一个担心，就是雇佣军是否会因为追求利益而变得嗜血和滥杀？即：杀人越多，获利越多，所以，就多杀呢！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不过，欧洲历史上的征战，大规模的屠杀极少，这并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因为，人是最重要的财富，不仅是财富，还是能带来财富的财富，是资本。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战斗中用不造成伤亡的战略迫使敌人退却，战斗者的目的是避免流血，顶多是为了得到赎金而多捉俘虏，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记载，佛罗伦萨人在1440年的一场大战中，仅仅损失了一个人。

　　第三，契约精神

　　无是无非和功利主义，并不是见利忘义，不是不择手段，不是见风使舵，不是欺软怕硬，而是遵守契约。

　　遵守契约，意味着什么？著名的英国政治学者在《利维坦》一书中，如是说：正义，就是履行契约。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国王，还是教皇，也不论我是山大王，还是草民，都要遵守契约。遵守契约，即为正义；违反契约，就是非正义。非正义的人，是所有人的公敌；非正义的行为，是伤害所有人的恶行。

　　在这个意义上，契约，是一个人的社会生命。违背了契约，个人的自然生命还在，但，他的社会生命，就宣告终止了。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786名瑞士雇佣军临危不惧，面对汹涌的暴民人潮，寸步不让，直到献出生命。因为，他们知道，对雇佣军而言，契约高于生命，一旦违背了契约，就再也不会有人雇佣你了。没人雇佣，就没有了财源，也无异于死亡。而且，他们用生命所争取到的，是整个瑞士的信誉和长久的雇佣合同。

　　广而言之，契约和契约精神，不只是雇主和雇佣军之间的一种关系。欧洲封建制度，也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一种分封关系：国王和贵族、公侯和骑士、骑士与其随从，自上而下，逐级分裂土地，建立庄园。国王有自己的领地，对贵族也有一定的约束力，比如，法国国王出兵打仗的时候，贵族要按照封地大小，出钱出兵，并随军出征，不过，封地之内，国王无权插手，贵族享有全权。

　　封主与封臣之关系，以契约形式确定，双方的关系不对等，更不平等，但是双向的，彼此都有权利和义务。小领主成为大领主的封臣，有义务为大领主效劳， 主要是为大领主出战；大领主以保护封臣作为回报，承诺对其封臣主持公道。即：封主与封臣的契约是一种双向契约，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就违反了封建契约。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他便丧失其享有的权利。因此，当国王逆法律而行时，该国臣民可以抗拒国王，甚至，可以参与发动对他的战争，并不由此而违背其效忠义务。

　　于是，诚信就逐渐成长为欧洲文化的一种传统：君王和贵族、贵族和骑士、雇主和雇佣军，乃至教皇和国王、国家之间和商贸关系，无不以契约为准则，契约高于一切，甚至生命。契约之缔约方，具有大体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你诚我信；你若不诚心，我也就无法信任你了。

　　不同的是，中国人将“忠义”放在第一位。对君要忠，对友要义，是为忠义。忠义和诚信的最大不同，何在？是不对等。

　　忠，是一种单向的奉献义务，君主和国家，没有责任，只有权利；臣下和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也没有办法去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比方说，君主有难，臣下和百姓就要无条件奉献。1900年，八国联军占了北京，慈禧太后慌忙西逃，途中，各地富商“自愿”捐输，都是无偿的，连个白条也没有。

　　第二年，京内安顿下来，慈禧途径河南巩义县回京。巩义县土财主、被称为“豫商第一人”的康家掌柜康鸿猷，向慈禧老佛爷捐资一百万两白银，慈禧太后说：“没成想，这山沟里还有百万之家。”慈禧这一句话，就是对忠臣康鸿猷的最高奖赏了。

　　这就是忠，是随时随地、无偿奉献。敢提条件，就无异于乱臣贼子。别说是当朝之人，就是亚圣孟子，也要被清算。

　　本来，孟子也在文庙之中，和孔夫子一样，享万世供奉的荣耀。可是，到了明代，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视我如草芥，我视君如寇仇”，气坏了，下令全国各地的文庙，统统将孟子的塑像砸掉，或者扔到荒郊野地里去。孟子的亚圣称号，也被彻底罢免了。

　　为什么？因为，孟子和皇帝叫板，和皇帝讲条件。

　　雍正在位的时候，一位大臣说：“君恩深重，涓埃难报”——这是拍雍正的马屁，可是，雍正不这么想，他痛骂那个大臣：“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这就是说，别管我有没有“恩宠”于你，你都必须无条件地尽臣下之忠：别管我“君不君”，无限效忠，是你的唯一选择。非此，就是不守臣节。

　　再说义。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的义士是谁？关羽。关羽对谁义，对刘备。刘备虽是汉室之后，不过，他和汉高祖刘邦之间的血缘关系，估计比刘强东也多不了多少。因此，桃园三结义，刘关张是兄弟相称、是平等的。或言之，结义兄弟也就是一种加强版的朋友，是为了宣示朋友之情，像同胞兄弟一样、好似鲜血凝成的友谊。

　　可是，检索一下刘备和关羽之间的故事，关羽自始自终是一个无偿付出者。以千里走单骑为例，刘备自己一溜烟儿跑了，连自己的老婆也不要。关羽却孤身一人，保护两位皇嫂，千里寻亲，去追刘备。

　　刘备的回报是什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是拉着关羽的手说：二弟啊，哥哥我想死你啦。

　　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是虚构的，可是，它所宣扬的“义”，却是真实不二的。关羽、关老爷之所以被称为武帝，被人景仰和膜拜，也是因为其行为彰显了一种为兄弟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献身精神。

　　不能否认，关羽是千古义士，其行为是高尚的，是异于常人的，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刘备和关羽这种“你纵虐我千百遍，我仍待你如初恋”的单边关系，可持续吗？具有一般性吗？若没有可持续性和一般性，“义”之意义何在？

　　说白了，义被大肆渲染和宣传，关羽被神化和膜拜，并不是他想做关羽，而是他想做刘备。你要有一点不到，他就拿关羽来要挟你，说你不义；可是，你需要他时，他早溜之大吉了。因为，人家是刘备啊。就像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从来，也没学过雷锋。他要的是，你像雷锋一样，成为他的一颗螺丝钉。

　　可见，义，也是一种不对称的价值观。

　　综上，西方的诚信，基本是对等的，是双向的；中国之忠义，是不对等的，是单向的。要求别人尽忠，要求别人义气，都是对他人，而不是对自己。中国人的道德双重标准，由此铸成。

　　每个人，都想倡导一种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道德观，并从中谋取私利；皇帝和权势集团，宣传忠；民间和无知腐儒，贩卖义。但，所有的双重标准，其实是没有标准。有人左行，有人右行，各行其是，交通不瘫痪才怪。

　　中国人的道德困境，或由忠义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