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府情有可原、责无可恕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网友冼岩来稿：新冠肺炎蔓延至今，民间对真相、责任的追寻一直持续，其核心，是对病毒“人传人”的结论，究竟有没有人为隐瞒、拖延不公布的争论。由于关乎这一场大疫的责任在谁、及其责任之大小，各方争论激烈，各持己见，对于真相的共识似乎一时难以浮出水面。

其实，真相就在细节之中。有两个无法否认的细节，似乎揭示了问题答案：有关方面并不存在对“人传人”结论的隐瞒和拖延。细节一，国家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自己也被感染。王是在钟南山之前，于1月9日至16在武汉考察疫情的专家组成员之一。如果当时他们已确认病毒可“人传人”，必定加强防范，那么，王只是参与考察、而非第一线治疗的专家，不大可能被感染。王被感染，恰恰说明他们当时并没有足够的防范意识；也就是说。当时并没确认能够“人传人”。医护人员被发现感染，按王的说法，是在他们离开武汉后才出现。

细节二，1月18日坐餐车赶往武汉的钟南山，在餐车上没有载口罩。如果当时已确认“人传人”，八十多岁高龄的钟老，不可能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事实是，自20日确认“人传人”后，钟老在公共场所都戴口罩。

上述两个细节，既非猜测，也非说辞，就是事实。显然，此事实胜过所有的猜测和说辞，足以证明1月20日前，专业部门并未确认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的事实——连专家们都没确认，各级政府更不可能作出确认并据此决策、应对。

但是，专家们在1月20日前没有确定“人传人”，不等于事发地武汉政府没有责任。从什么都不做到封城，其间有很长一段距离，武汉政府本可以做点什么，比如，取消“万家宴”。而且，专家们在给出结论“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人传人”的同时，也警示了“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这应该能引起一定程度警觉了吧？既如此，武汉政府就应该有所反应，作出预防。结果，他们却还是在操办两会、联欢与“万家宴”。可见，事后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对媒体的表态：“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国外”，“我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要小”——并非无的放矢，也不是虚应、客套，而是武汉确实有此责任；而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1月2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武汉的指责，称官员在这波疫情中，除了科学，还要考虑政治、维稳、经济、随春节而衍生的民生需求等多方面，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多采用科学视角，如果科学视角采用得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如果你救治力量不足，抢救力量不足，隔离措施不得力，就会造成病例的指数级增长，就是武汉现在的情况”——句句讲到了要害。

为什么在“不能排除人传人可能性”的结论下，武汉会反应迟缓？我的猜测是：虽然当时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但病毒并没有表现出后来那么强大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当时还没人死亡。而且，按照王广发的说法，1月16日返京时，他们专家组在机场紧急开会讨论——专家们开这种会时，应该不会戴口罩。奇怪的是，似乎并没有其他专家被王传染，事后，他们显然也没整体隔离；王的家人、同事，似乎也没有被他传染。可见，当时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没有后来那么强，其传染性似乎有一个逐渐增强过程），所以，政府方面的主流看法或许是：这个事不大，可以先压一压，为其他“更重要的事”让路——因为疫情与其他事性质不同，它有一种“不相容”的排它特征：如果重视它，其他事就必须停下来；因为不愿“停下来”，所以武汉政府选择了将疫情压一压。究其原因，还是害怕民众发生恐慌，害怕给领导、给中央“添乱”。所以，只要没看到疫情有大爆发的风险、估计还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就希望悄悄处理；同时，为了不引起公众“警觉”、怀疑，其他一些已确定的公开活动，如万家宴、联欢、两会等，必须一切照旧，以营造平安无事、至少是问题不大的氛围——但就是这种氛围，使武汉内外的民众对疫情疏于警惕与防范，便利了随后的疫情大爆发。

上述情况也说明，至少这个体制的奖惩激励体系有问题。各级官员优先考虑的，是怎么让上级满意，对上、对下的关注过于失衡。官方所谓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根子其实都在这里。

可见，武汉政府大概率存在判断、决策失误的错误。这种错误，有体制原因、经验原因，可说情有可原；但因为它造成的后果太严重，因此责无可恕。

不仅武汉政府有责任，中国疾控中心也难辞其咎。在1月20日以前长达十多天的日子里，它始终不向公众讲清楚“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人传人”这一判断下面所包含的真正风险；即使后来提到“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也马上加一句“持续传染的可能性低”，颇有“维稳”意味。因此，不能排除专家们为了避免承担“添乱”责任，故意模糊表达，在误导公众的同时，可能也误导了地方政府。

由此可见专业机构本身的官僚化。从职业立场而言，科学家本身无惧真相的表达；作为医务人员，他们天然有向公众披露更多信息、避免疫情发酵的冲动。之所以含糊其辞，显然有着来自体制的压力——因为现在官方要求必须放在“重中之重”位置上的东西太多，专业性、科学性只能靠后。在种种政治要求下，能够做到“又红又专”的，只是极个别天才。对大多数人而言，精力、能力有限，政治性多一些，专业性必然少一些；对专业机构而言，如果把政治提得很高，善于钻营政治的人就会得势，埋头专业的人就会吃亏，这样一种游戏规则与氛围，怎么看也不可能有利于科技发展。

为什么不能在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领域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现在中共的权力很稳固，无论领导者个人还是体制，都不存在挑战者；意识形态方面，虽然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之挑战，但并非燃眉之急，形势完全“可防可控”。只要管住主要传播渠道，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掀不起多少风浪，有什么必要将所有社会领域都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一个政府，可适度控制人的嘴巴，但不可试图强行改造人的头脑，这是文革的主要教训——毛在几十年前的条件下都失败了，将自己置于社会势能的对立面，何况几十年后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不知道当局重启意识形态化是权宜之计，还是根本之策？只听说现在连外企都被要求设立党支部；走在中国大陆的街头，看到洗脚店门口的广告灯箱里播放的都是“提高政治站位”，这难道就是推动者所想要展示的中国面貌？

回过头来看，在此次疫情面前，专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其实在玩一场推卸责任的游戏。他们不是对上隐瞒，而是纷纷含糊其辞，迟迟不下最后决断，以免承担责任。大家都在打太极拳，看谁先玩不下去，谁先挺不住谁就承担后果。这样一种体制，显然动力只能主要来自于上面；责任和功劳，也主要应该归之于上面，除非下级隐瞒（过）或主动解决了问题（功）。因为需要上级推动，面对情况时反应有所滞后几乎是必然，这是体制本身的问题。能够衡量上面能力的，主要看滞后多久，措施到不到位。

可见，中国体制确有其僵化一面，可能导致发现、确认问题慢上一拍；但一旦确认，它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上的优势，也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它与西方体制互有长短。没有任何体制是完美的，不可能既有集中的好处，又有自由的好处。因为互有长短，所以也很难判断，如果疫情发生在西方，结果会比中国好还是差。

从早期展现的大意看，这个体制确有不足。从后来的抗疫看，疫情确认并公布后，政府措施是有力的，官员大多也能尽力，但因整套防疫、卫生系统本身有问题，且没经过实战的考验，表现还有不如人意，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改进。现在人们都说，要感谢一线的医护人员、警察、军人、基层官员等——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坚持在第一线，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体制。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在这样的灾难中一线普遍表现如何，但我相信中国的表现一定属于好的。现在已经不断有人强调，事后评功不能再感谢体制，只能感谢一线的普通人。这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导向——该批评的批评，该赞扬的赞扬，有一说一，这才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在这种时候，国人能够依托以度过危难的，还是只有这个体制，并不存在可能的替代者。所以，现在一方面要发现问题，改进体制；另一方面也要尽量维护这个体制，使其能够以较低成本运行，较好履行职能。就像二战时期的苏联：政府“卫国”是真诚的；支持政府获得胜利，则是民众的最好选择。

基于以上理由，我无法认同最近风头甚健的两位许先生在这个时候的激进表现。不管他们的所言所为，是不是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出于公义、为国为民，其言行的结果，在今天只会有助于搞乱中国，摧毁其有序力量，使其在疫情面前更难有抵抗之力。至于大声附和的荣剑先生，经常不问是非对错，只看立场，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挂帅。可见，现在中国社会的左右两边都存在极端主张，都有着走极端的可能，都需要警惕，不能只警惕一个方向。一些人一方面批评当局重启意识形态化，一方面自己又坚持意识形态化，其结果可能导致思想、舆论的极化，这种极化往往伴随政治本身的极化，接下来就会是全社会的撕裂。一个社会中产阶级之所以重要，中道思想之所以可贵，就是为了阻止这种极化和撕裂。

所以，我认为，官方的问责最好放在事后，民间对体制的反思也应在事后。特殊时期，不应多所非议，应支持政府全力抗疫，非建设性的意见不妨暂且置后。要看到，就在当下，一些人正在前线苦苦支撑、不但艰难困苦，还得时时面对死亡的危险；那些在后方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支持他们。真正为全体国人利益着想的人，这个时候，决不会试图撼动那个可以帮助前方坚持下来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