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沅评论短文：多年之前，我就得出结论：秦朝以降的2000多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于官民对立关系，最终结果总是官逼民反，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或外族乘机入侵，导致改朝换代。这是“改土为流”的封建制度转成君主制度的必然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地主、秀才和小吏往往会担当农民起义的领䄂。例如石达开是地主，洪秀全是秀才，陈胜是小吏。
我有民国时期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地主平均拥有土地不超过二十亩，土地兼并现象并不严重。位于江苏省宜兴市的我外婆家拥有四百多亩土地，属于极其罕见的例外。地主向农民收租通常是合理的，且富有乡亲之间的人情味。因此，我外婆外公在当地农民中没有仇人。更奇怪的是，他们培养的十个子女有九个参加了共产党，另有女婿是中共江苏地下省委创始人。这些长辈参加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对政府腐败深怀不满。显然，“土地革命”纯属无稽之谈，仅仅是推翻当时政权的借口。遗憾的是，我外婆作为军属，竟然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游街批斗！
在中国社会，最遭人恨的不是地主及其转型的工商业资本家，而是政府官员。这些官员替朝廷征税，不断加码，还搞出无数额外敲榨花样，迫使土地越多者交税越多，令人忍无可忍。所以，大量农民不愿承接地权，致使地价难以上升。清朝乾隆年间一两银子就可买到一亩农田，但是买卖清冷。由此可知，两千多年的皇权征税的苛政自然而然地阻止了土地兼并。将土地兼并假象上的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定为君主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是假理论和伪命题！
地主和农民只有通过改朝换代的起义，才能暂时摆脱官方的苛捐杂税，从这个底层逻辑的起点，形成平均三百年一个大周期的治乱循环。在这种系统化的历史结构中，无数人口死于非命，无数资产灰飞烟灭。
舒大沅 20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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