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爹的时代 美国也再难寒门出贵子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曾经建议高等教育课程应该不分贫富、培养有自由天分的人才。受到杰佛逊的启发，美国人期许高等教育能提升弱势族群的机会，但它显然令人失望了。

　　尽管成本上升，高教仍能达成一般人期望。「经济学人」报导说，投资在四年大学教育，通常一个人一直工作到65岁都能维持每年15%的报酬率，而且这个数字从2000年以来都相当稳定。但是投报率持平不是因为大学毕业生表现出色，而是高中学历者表现太差。平均投报率尚可，差距却颇大。

　　根据薪资顾问公司Payscale的调查，大学毕业生的投报率从+22%至-21%，差异甚大。

　　政府则期许高等教育提供三样东西：研究、人才和平等。

　　就研究而言，美国没有问题。 Leiden大学以科学论文被引用做评比，2014年全世界前20名大学有19所为美国学府。

　　以人才而言，势头就不妙。1995年美国大学毕业生比率居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会员国第一名，现在却落于其他七个国家之后。欧巴马总统订下目标：美国将在2020年前重回毕业率第一宝座，但是这个目标恐怕不易达成。

　　以平等而言，前景也黯淡。富人和穷人家庭的毕业率呈现分化现象。

　　以花费多寡来研判，或许就不会觉得讶异。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波克(Derek Bok)说：「社区学院大约花1万美元在每个学生身上，而哈佛可能超过10万元。而我们的学生还比较容易教。」

　　学费在过去20年已几乎增加一倍。学费高，代表负债上升。将近三分之一学生无力偿还学生贷款，而且百分比仍在上升。即使破产，学生贷款也很少有被免除责任，因此一旦违约不还，会伤害学生的信用纪录，日后申请购屋贷款都有困难，因此危害到人们的福利、也会拖累经济增长。违约不还学生贷款的比率破天荒高，令人担心联邦政府的债务会益加严重。

　　在大部分市场，科技进步、加上竞争，会使价格下降、品质上升。但是科技革命使资讯产业大有进步，却未能带动高教事业变动。原因之一是，研究的影响容易衡量，教育的影响却不易衡量。没有可靠的全国标准衡量不同大学毕业生学到什么、也没有他们所得的资料，无法评估哪个大学的教学成果好。

　　大学是以研究为基础核薪、不是视教授教了多少可用之才来核薪。而且学生也不介意买到什么教育内容，他们买的是学位，主要是向雇主显示「我挤破窄门、进了大学」。哈佛学位物以稀为贵。因此哈佛没有诱因降低学费、或多招生;因为这牴触物以稀为贵的律则。

　　这也说明为何美国的大学不能促进平等。人们不惜代价要为子女购买优势，因此顶尖学府提高收费、取得更多资源，殿后的学校就抢不到资源。杰佛逊不问贫富、为社会公共利益培养人才的理想就被牺牲掉了。

　　今天的雇主也不关切大学提供什么教育。西北大学教授里维拉访问了120家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和管理顾问公司，发现他们择人只重学校。如果申请人不是名校出身，根本不予考虑。除了名校文凭，人资部门不重成绩、只重课外活动，最好是曲棍球、划船等团队运动——这些都是富裕的白人男性喜爱的项目。

　　如果雇主不重视成绩，学生也不会好学不倦。资料显示，1920至60年代的学生每周花40小时上课念书，现在已降到27小时。而学界重视研究，有些教授竟也放弃教学。这一来大学就与市场脱节，感受不到市场压力。

　　过去五年，高中毕业生升学至大学的人数已在下降;经费匮乏的社区学院减招学生，而营利大学也受限少招未必够格的学生。

　　学者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似乎已经碰壁，亟需求变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