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已经去美国半个月了。回想作决定、办手续，直至踏上飞机以来这段激荡的时日，真有似真似幻、如梦如烟之感。
临行前，女儿给数学、英语老师分别买了谭木匠梳子，还特别给数学老师写了一张纸条，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字，大意是老师非常辛苦，不到四十但白发已经很多，所以请老师一定要每天用这把梳子梳头。
对于已经不再教她的英语老师，女儿同样恋恋不舍。特意让妈妈陪着，专门赶到老校区，当面将梳子交给老师。
讽刺应试教育的漫画
当然，少不了流眼泪。临行前的一个月，女儿曾经拒绝在接近学校周围一带活动，原因是怕自己太难过。
其实，不只是这两个老师，对自己的班主任、其他任课老师，还有同学，女儿都有很深的感情。
女儿如此重感情，让我们感到欣慰，同时也让我们感慨和困惑。因为签证之前，我曾两次问她：“后悔没有？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也曾多次恐吓她，出去之后，会很想家，抓心挠肝地想。然而每次，她都干脆地回答：“没有!”
为什么这样不舍得自己的老师、学校，却又如此决绝地离开自己的学校，远赴异国他乡？直到现在，我们也并未完全理解女儿自己的想法。
然而，15岁的女儿已经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日渐汹涌的小留学生潮中。
中考。对中考的恐惧与压力，是让女儿义无反顾地踏上异国求学路的第一推动力。
尽管在一所市重点中学就读，但是，进入初三以来，压力与紧张感已经弥漫得让人恐惧。一些家长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进入“战时状态”。各种补习学校的生意日见红火起来。
在给女儿的临别赠言中，一位在全年级排名二三十左右
(如果中考正常发挥，可以稳进本校)的同学写道：很嫉妒你，不用中考了。这个名次的学生尚有如此紧张感，可以想见其他人。
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另一所市内顶尖重点中学上初二，且成绩名列前茅，现在，每天晚上12点才能上床睡觉，但老师还在提醒：你们要珍惜现在这段轻松的时光，下学期就该辛苦了！这女孩说，她班上成绩也呱呱叫的同学，成绩大都是时间与金钱堆出来的，有同学仅数学一科，就报了3个课外辅导班！
记得是签证下来后的第三天，女儿一边洗内衣，一边对我们说，终于可以轻松地洗衣服了，以前洗的时候，总是想着赶紧洗完，好去做练习题。这话以前女儿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我们只知道，以上了初三为分水岭，女儿最大的变化是，此前得不时叮她多做习题，而此后，却得不时拉着她出去锻炼身体，而这样做的时候，每每面对的是女儿九头牛都拉不动的背影。
中考正在成为中国家长与孩子们的梦魇。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学生不分高下，许多家庭的快乐与否、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好坏，很大程度上系于中考。女儿说，班上的同学普遍有头皮屑、很多有白头发，都因为“亚历山大”(压力山大)！
一个本该以平等开放来育人的教育体制，随着时间的流逝，竟演变到热衷于将还在成长中的孩子体制性地划分为三六九等。从小学到中学，红领巾，团员，三好学生，实验班，重点校，制造差别，让大部分人产生挫折感，觉得自己是差的，是这个教育体制不厌其烦的游戏。这个游戏，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位同事的孩子，刚刚3岁，要进距家门口只有二百米不到的幼儿园，竟然需要考试，考试的结果，是不合格，3岁的小孩子，就荒诞地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败。
从小到大，女儿为戴红领巾、为入团的批次都掉过泪。小孩子很难抗拒来自老师、学校的评价，在他们眼中，老师的权威比家长大得多。其实，孩子与孩子之间，一般而言能有多少差别？为什么要强做分别？
我对这些制造差别的把戏一向感到厌恶。在我看来，一些美其名曰奖励孩子上进的手段，不过是利用人性的恐惧心理而实施控制而已，是一种与集权主义同构的模式。人们的恐惧心理，是这个世界上操弄控制术的人最愿意使用也最有效的工具。记得荷兰一部电影中，一个商人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好卖？恐惧。人们买美容品，是因为恐惧衰老；买电视，是恐惧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少。所以世界上最好卖的是恐惧。
中考之所以有如此神力，让普天下的家长与孩子们欲罢不能，深层原因也无非是恐惧而已——恐惧在人为的等级序列中落在下层。无论你对此多么厌烦，但游戏规则如此，只要你在这里，舞鞋是脱不掉的。只有出去，才能打破魔咒。
幸运的是，女儿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去学校办手续那天，班主任对我们说：早点出去好，少受点儿罪！
作为家长，让孩子远离压抑学习兴趣、评价尺度单一的教育环境，是促使我们让孩子出国读书的直接动因。
作为教育的消费者，我对长久以来享受着质次价高的教育服务而深感不满。从幼儿园到小学，女儿都在家门口就近入园、就读，但无例外的都要交赞助费。以小学而论，除了两万元的赞助费外，每学期的课本费、学杂费、住宿费、补习费(我们离家近，不想住宿，但也得交，因为学校中午不开门，学生不得离校)，还有一些说不清的管理费，样样不少。所谓义务教育，完全不如其名。正像人们说的那样，义务，义务，家长的义务。
更让人无奈的是，这么不便宜的教育，培养了好多考试的机器。从我们对女儿从小学到初中的观察，深感今日教育已经丧失了教育应有的丰富、美感及人性。在这个教育逻辑下，教育的目标，不是为社会培养具有创造性、合作精神以及丰富心灵的人，当然更不培养公民，它所要的，不过是优秀的考试机器而已。教育被简化为一场冲向终点的漫长的单调赛事。
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考试学生和接送车辆
有的班主任不愿意与家长们沟通。办公室电话不容易找到老师，打手机极少接听，去短信也难得回一次，多年来都是如此。这么被怠慢的消费者，恐怕在任何消费领域都难得一见吧。
与班主任最近距离也最难忘的一次沟通是在初一。有一天女儿告诉我们，班主任让家长去学校找老师，如果下个礼拜一之前不去，就要学年通报批评了！
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原来是，班主任在课堂上批评了女儿在班上最好的朋友，朋友哭了，与之隔一个座位的女儿见状，丢过去一袋纸巾，让朋友擦拭眼泪。老师大为光火，当即停止授课，批评女儿“破坏课堂秩序，造成安全隐患”，并责令女儿写检讨。
检讨书写了几次，在班主任那里都通不过，因为“认识不深刻”。在最后通牒到来前，压力很大的女儿才将事情告诉了我们，我闻讯后即去学校与老师沟通。
事实上这是一次对女儿的当堂讯问。见面后，老师当着我的面问女儿:你还认识不到你的问题的性质吗？你还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带来安全隐患吗？
当时那一幕极富喜剧性，至今我记忆犹新。但见女儿眨巴着眼睛，努力地想着能让老师满意的答案。她说，也许…纸巾碰到同学的眼睛的话，会有安全隐患吧。见此一幕，我当时差点儿就笑出声了。让如此小的女孩，为自己出于同情心之举，上纲上线地找原因，挖性质，唾面自干，与“很斗私自一闪念”不如出一辙吗？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伟大首都的一所重点校吗？那些陈旧的话语与思维，一时间真令人有时光倒流之感。
也许是我太悲观了，一段时间以来，总是将自己对当下教育的种种不满，放置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去理解。在这个背景下，我看到的是一幅伤感的图景。这幅图景是由雾霾、地沟油、水污染、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腐败、贫富差距等构成的。从根本上说，雾霾、地沟油，是我们送走孩子的最大动力。“杨绛在北京，不已经活到了一百岁吗？”爱读杨绛书的女儿如此质疑我们的担心。有时候我们也这样劝解自己。可是，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让女儿走掉。尽管有教育达人把美国教育说得一塌糊涂，但这丝毫阻止不了人们用脚投票的步伐。
此外，不可言说的基尼系数，以及这一切给未来带来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当下人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无力感、无助感，都强烈地强化着这个社会的离心力，也坚定着如我们一样的父母的决心。
我们这个国家，有太多需要用钱的地方，可是，现实是，一方面有人嗷嗷待哺，一方面有人穷奢极侈，这种两极景象，醒目而夸张地并存着。一位外地同学，不过一个科长之尊，就能在北京房价最高点时全款买房。平时更是飞来飞去，有时就是为了来北京喝一顿酒，也要飞过来。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人民的财富总量今非昔比，并不意味着人民就幸福和满意了。这是一个需要完善的体制。很多问题都让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也可能离间着人们对制度的感情与认同。
女儿起码要在大洋彼岸读到大学毕业。六七年过后，她回到祖国的土地生活、工作时，我们希望，那时候不会再有地沟油、不良添加剂，空气也不再是杀人的武器。到那时，但愿：天蓝蓝，风甜甜，民有耻，吏更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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