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女生说“非洲人非常喜欢中国人”

　　最近，观网曾发过一篇女大学生的日记，在大家如云的左栏，也许或多或少被你忽略：

　　如同之前刷爆朋友圈的复旦附中才女武亦姝，张小弛也是一名个性独特的学霸。

　　2016年年初，在耶鲁建筑系就读的她，选修了“八竿子打不着”的“难民伦理学”，之后，她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为了给难民设计住房体系，她萌生了去难民营实地考察的念头。

　　但是，来自个人的申请却非常不顺。花了近半年的时间，遭到所有国际组织拒绝后，终于，她找到了一家肯尼亚难民自建组织，争取到了调研机会。

　　这个地方或许你没听过，但一定见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首次派出难民代表团，其中五名南苏丹运动员就来自这里。

　　另外5人分别来自叙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的难民。

　　除了叙利亚的两人，其他8人都来自非洲。

　　是的，这两年困扰欧美国家的难民问题，其实早已在非洲存在多年。

　　很多画面不能更熟悉……

　　但张小弛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好几个非洲的朋友无数次告诉我，他们最讨厌很多记者拍出的非洲。满篇的苍黄大地、悲苦生活，拍出的人们眼神里都带着原始的暴力和贫穷的悲哀。”

　　在她的朋友圈中，难民是这样的……

　　老师羞涩而大方

　　孩子们稚嫩而热情

　　可以认真缝纫工作

　　也可以一起学玩大富翁

　　与难民同吃同住两个多月，实地调研令张小弛感受颇多。

　　她不是来到卡库马的第一人，但确实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她的窗外常常挤满了好奇的孩子。

　　“非洲人非常喜欢中国人。”张小弛说，“中国的技术在非洲非常发达，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科学技术的顶尖。”这也让她常常与难民聊中国科技的新发展。

　　更多时候，她与难民聊五花八门的话题，这甚至带了别样的收获。

　　“他们（难民）最常跟我说，‘哇你跟那些白人很不一样，你会跟我们聊天，而且你从来不会命令我们。’”

　　一直对公益慈善想法颇多的她，对拥有成熟体系的欧美慈善并非推崇备至。

　　“他们一直都以一套既定的模式，还带着比别人高一等的心态去做慈善，很多时候没有去真正了解当地的情况。”

　　不过，说起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和慈善业，问题却恰恰相反。张小弛认为，中国NGO“还在一个探索阶段”，“缺少成熟和丰富的系统”。这也也让很多愿意参加公益活动的青少年，找不到发挥力量的平台。

　　短暂的调研期，张小弛与伙伴用两周筹到了20万美元，还争取到了联合国难民署15万美元的合作项目。目前，他们正在为难民营建一所学校，2月初，已有两间教室投入使用。

　　更长远的目标也日渐清晰。目前，张小弛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一个NGO。

　　“一是为了挑战西方国家这种既定的慈善模式，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二是为了探索中西结合的慈善形式，以中国人独特的视角结合在西方学到的慈善管理，来挑战西方现有的慈善活动。”

　　她和伙伴们相信，“这会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创新以及慈善运营模式。”

　　以下是观察者网访谈全文：

　　观察者网：作为建筑系学生，为什么会选与难民相关的科目？这门课对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非常陌生，它给你带来了哪些影响和改变？

　　小弛：我在美国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Art and Education），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本科教育，学校非常支持各方面的探索而不是只针对单向的专业。所以我们每学期都会有时间去探索跟自己专业可能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相关的课程。

　　此外，因从小看过许多慈善活动，所以我一直对公益慈善项目有非常多的看法。目前，我觉得中国的慈善事业尚在发展和探索的过程中，还有非常多的发展空间。

　　而西方国家的慈善事业一直受人诟病，他们的慈善活动确实会给当地人带来很多问题，因为他们一直都以一套既定的模式，以及本身带着善意但却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的心态去做慈善，很多时候没有去真正了解当地的情况，让我觉得很不合理。

　　除了对慈善项目有很多的看法以外，我也非常相信建筑学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的学科。所以我当时一直在探索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跟建筑课一起学习。我希望探索建筑能对世界造成的影响，尤其是社会责任方面的影响。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目前对难民各种相关的援助很少去尊重难民。此外，这些援助大多预设难民是完全无助、无能力的一群人，并没有考虑到难民本身已经具有的能力和潜能。

　　但难民如同我们一样是人，所以我非常想探索他们自身的能力，这是我在上完这堂课后得到最大的启发，这也是为什么让我决定想前往难民营。我想实地了解人在困境中所具有的力量，以及如何通过尊重的方式，令他们发挥潜力。

　　观察者网：跟国际组织申请前往难民营调研时，为什么会多次遭到拒绝？

　　小弛：因为难民营中大多是大型的非政府组织（NGO）和联合国相关组织，他们有一套既定的、非常系统化、规范操作的运行模式，这些组织并不是很支持个人的独立探索。

　　之前的申请被拒绝主要是因为我当初向这些组织表示，作为一个学生，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希望能对世界造成一些改变。但对这些组织来说，他们并没有相关的系统可以配合我完成我想完成的工作。

　　并且，在他们角度来看，我去难民营也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会需要经过系统化的层层审批，才能帮我要到进入难民营的许可。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让我一个人过去实际上是非常不值得的。

　　因此，我就自己在网上找到穆扎贝的联系方式。穆扎贝是一个刚果难民，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型社区组织。因为目前NGO对难民营的帮助还不是很完全，所以小型难民自发性组织和社区组织会进行自我帮助，填补NGO帮助的空缺。我通过穆扎贝拿到进入肯尼亚卡库马难民营的许可，然后在没有跟任何NGO联系的情况下进入了难民营。

　　我在耶鲁读书是耶鲁大学赞助的，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来自耶鲁大学的校友基金。而我前往非洲等地方的旅行调研费用均来自耶鲁各个学科部门。

　　我也希望能以此来改变人们对留学生的很多误解，理想的追求和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都与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观察者网：难民营的具体工作都有哪些？

　　小弛：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多具体的计划，因为我一直反对一种做公益的形式，就是提前假定当地会有什么情况，然后以此来推断我们在当地想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在真正充分体验当地生活，真正了解当地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和需求，以及我可以做到什么之后，再具体做决定。

　　所以一开始我只是在难民营中通过穆扎贝的组织来看这些难民的生活。穆扎贝这个组织为难民提供了性教育、英语教育、扫盲教育和创业教育。

　　目前，联合国在卡库马难民营提供的教育只到小学六年级，也就是说15岁以上的人在难民营当中是没有办法接受教育的。而NGO所提供的教育也并没有以应用为目的，所以有非常多空缺的地方。难民在15岁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虽然有很多人获得生计能力，并自己开公司做一些小生意，但这些难民都很少能得到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穆扎贝决定成立一个小型的社区组织，然后号召难民当中具有能力的人来当老师、互相帮助他们的集体意识成长。

　　我去卡库马难民营时有19万人，现在因为有一小部分人移到卡库马旁边一个新成立的难民营变成了16万人。这里的难民来自8个不同的国家，所以有很多文化上交流的问题。联合国并不能提供难民完整的帮助，所以很多时候在教育上、沟通上都有一些空缺。因此，穆扎贝他的社区组织会每天提供难民不同的课程，而我就每天跟着他们，走访他们这些所有的教室，并帮助穆扎贝一起想他如何可以把这个组织发展的更好。

　　在难民营待了2到3周后，我慢慢发现当地人真的具有非常大的潜能，其实只需要被给予他们非常微小的帮助，他们就可以自行发展下去。通过穆扎贝，我非常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作为一个难民，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自学了英语，并成立了组织来帮助他的社区。所以我开始思考怎么样用一个非常微小的推动力，让更多难民从中受益。

　　因此多数时间我是一边在了解当地的情况，然后跟难民一起生活、工作、聊天，一边帮他们做未来的计划。

　　订好计划后我就开始帮他们筹资。我当时是决定帮他们建一所学校，因为他们一直以非正规的形式上课。学生都是在社区当中，坐在别人家里的地上上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失去了很多学生，并且女性学生一般失去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因为社区组织没有办法帮女性照顾儿童，没有办法让女性拥有独立的一天来上课。

　　穆扎贝的难民组织提供的英语课。为了让更多女性有机会接受教育，积极发言，他们设立了纯女性课堂

　　所以我帮他们设计了一套新的课程体系，能够让男性与女性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且通过这个学校的经验，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学习社区。希望学生离开学校之后还能互相帮助互相讨论，一起创业一起交流。

　　通过跟国内的一些教育机构合作，我大概用了两周的时间筹到了20万美元，开始了建设学校的计划。

　　同时，联合国难民署看到了这个项目的启动，并表示非常信任我们，因此投入了15万美元。难民署希望帮我们一起建立一个电脑教室，让难民有更多的创新机会。这主要就是我第一次去难民营时所做的事。

　　观察者网：在肯尼亚接触了难民之后，认识上与上课时有什么不同？

　　小弛：在媒体、网络、以及任何关于难民报道的文章中，很多人希望大家了解到难民的情况，所以总是在说难民的生活有多么无助，难民有多么可怜。

　　但当我真正去了难民营后，我确认了难民本身具有的无限潜能。这深刻的证明了我一开始的观点，那就是难民需要的并不光是关于他们生活情况的介绍，难民更需要的是正面的新闻，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所具有的能力。如此一来，人们会愿意给难民更多的机会，愿意让难民去发挥这些能力，并可慢慢以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去成就自己。

　　观察者网：中国人去做这种难民救助还是相对较少的，非洲民众对中国人有什么印象和态度？

　　小弛：中国对于难民的救助确实非常少，我觉得中国的NGO和慈善还在一个探索阶段，这也是我后来成立了NGO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美国成立了一个NGO，一是为了挑战西方国家这种既定的慈善模式，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二是为了探索中西结合的慈善形式，以中国人独特的视角结合在西方学到的慈善管理，来挑战西方现有的慈善活动。这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创新以及慈善运营模式。

　　我们是一群在非洲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一起创立了NGO并做社会创新。现在跟联合国也有非常多的合作，希望将中国人这种新型慈善探索的模式运营到西方社会，并造成一定的影响力。

　　我在非洲很大的体会是，非洲人非常喜欢中国人，我不是很确定非洲的其他国家，但至少在肯尼亚以及在这个难民营，他们对于中国人有一个特殊的亲近感。因为他们觉得，白人在这里做的，尤其是这种西方既定的慈善活动，白人都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形式来帮助他们。

　　西方国家即便跟当地政府合作，或跟当地小的NGO合作，总是会把一些自己已经有的体系照搬过来，然后说一定要按照这个体系。就好似我给你了这个好东西，你就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好东西去做。但西方国家并不会真的去了解当地人的想法和当地人的实际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当地人会对白人产生排斥感。

　　我在非洲时，当地人最常跟我说，“哇你跟那些白人很不一样，你会跟我们聊天，而且你从来不会命令我们。”他们觉得跟我做朋友很开心，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对中国人会有一个本能的亲近感，因为中国人在前往非洲时很少会带有西方的这种眼光，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人对当地人更尊重，他们也就会相对的更加尊重中国人。”

　　目前，中国的技术在非洲非常发达，所以肯尼亚人和我在难民营遇到的人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科学技术的顶尖。我跟他们在一起时，他们总在跟我讨论我的手机怎么样，中国的互联网在非洲有了什么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政府努力得到的效果。

　　张小弛与朋友的合影。这些年轻人都在穆扎贝成立的难民组织里工作，本身也是难民，来自不同的国家。最左边的女孩4岁就逃至卡库马，受过教育，但没有机会离开难民营读大学，目前在难民营教授英语，并管理着十几位英语老师

　　观察者网：具体是怎样“挑战了西方既定的慈善模式”？新在哪里？

　　小弛：西方的公益项目运行模式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质疑，是因为很多大型NGO在形成一套体系之后，很少有创新和变通，也很少深入了解项目当地的真正情况和需求、作出可持续性发展的计划。

　　因此，很多大型NGO在前往发展中国家运行项目时，并没办法尊重当地文化、针对当地情况作调整，以快速进行为、快速结束、快速统计、扩大影响力为目的，时常会在项目期满、离开项目运行地时留下问题和后患，或者在离开之后，让一切改变戛然而止。

　　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会与当地NGO合作，深入调研当地真实情况与需求，在尊重当地NGO的能动性与自主性的情况下，为他们扩大影响力、进行创新和实验，并且保证在我们离开之后，当地的NGO依然可以独立地持续发展，让项目长期运行下去。

　　2016年冬天我第二次回到卡库马难民营时，穆扎贝对我说，在他组织成立以来的六年里，因为接受英国和美国几个NGO的赞助，他一直按照对方的要求完成项目，而我和他合作的方式第一次让他觉得，所有项目都是他真真正正在领导、计划、发展，这一点让他和他的团队都觉得很有前进的动力。

　　作为学生，我自己也并不够资格过多评价，但就我从中学时代开始参与的很多公益项目来看，我觉得很多时候“尊重”是公益项目里最被忽视的一点，但也是对我来说公益项目里非常重要的品质。

　　观察者网：欧美的慈善体系相对成熟，它们是怎样支持民间或学生慈善活动的？如何提供资金？中国是否有借鉴之处？

　　小弛：我对西方国家慈善活动一直存在一些质疑，这也是为什么我和一群在美国和欧洲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我们的NGO，我们希望探索有中国社会创新的一条道路。

　　但在美国寻找资金支持确实非常容易。首先，我们会寻找西方国家能合作的机构，然后将我们的规划展示给他们。这些机构愿意合作的话，就可以利用他们已经存在的体系跟我们进行合作，然后讨论新的发展方向以及资金的运营。

　　国内方面在这点上比较欠缺，因为目前尚未有一套成熟的体系。目前我在国内筹钱是通过一些国内的教育机构。

　　中国有很多青少年非常愿意参加公益活动，但因为中国没有太多的例子，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遇到了我这样的慈善活动，他们就觉得非常有新意并非常感兴趣。有很多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孩子愿意提供自己的力量，并帮我进行筹资，所以通过他们我非常快的筹到了20万美元。

　　美国并不具这样的力量：这样家庭条件非常好、非常愿意做公益，还非常相信我的想法、我的解说，并非常愿意跟我一起来奉献力量的一群人。

　　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一套成熟的体系，然后让更多人、更多的个体变成一个集体，能够系统化的把我们所有的资金、资源结合起来。就像美国一样用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把资金用来帮助各种慈善活动。

　　观察者网：与难民亲身接触之后，对于难民问题会不会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悟？

　　小弛：我确实会有很多更深的感悟，因为我在难民营待了两个月。去年圣诞节时我又回到难民营，在那里待了两周并看了我们项目的进展。我在那边交了很多朋友，跟他们天天在一起。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会让我觉得我会有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没有通过屏幕、文字去了解他们。我是真实的跟他们每天面对面每天一起吃一起住了解他们。

　　所以我会跟他们有很多情绪上的共鸣跟连接。我也会因此更加愿意帮助他们，希望寻找新的方式来改变现在帮助难民的体系。

　　有许多人不愿意去帮助难民，是因为他们觉得难民之所以会成为难民，自身有很大原因。但我这次深刻体会到难民的无力感，因为他们成为难民实际上是完全无辜的，完全是因为国家的迫害。其中包括有在难民营当中诞生的婴儿，还有4、5岁的小孩要独自一人逃离祖国，然后一个人在难民营生存。

　　这种完全无辜的人让我有种很深的无力感，也是我非常愿意帮助他们的原因。我觉得任何人看到都会觉得，他们并不是真正应该拥有这样的生活，他们应该都拥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帮助难民的方式，其实并不算帮助他们吧，我不是很喜欢用“帮助”这个词，可能更多是给他们一个推动力跟机会，让他们进行生产活动，因为他们可以为所在的任何社会贡献很多。我觉得很多人需要更加明白一点，如果一个国家接受难民，其实并不是这个国家在完全帮助难民，他们只是在给难民一个机会，而难民之后会反过来为这个国家做贡献，这是我非常相信的一点。

　　观察者网：你曾提到过联合国难民安置的一些局限，很多人寄希望于被欧美国家接收，但除了要等待多年，名额也有限。对此你怎么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小弛：谈到难民的接收方式，我们都知道德国在去年一年里面经历了许多动乱，我觉得在接收难民时需要经历一个非常成熟的筛选期。筛选难民在道德上是会产生一些分歧，因为难民应该是平等的。但出于对双方的保护，我还是同意建立成熟的筛选体系，这一点美国做的更好。

　　我也同意现在很多欧美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其实有能力接收更多的难民，但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

　　我也希望有更多人以理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论是认为难民是世界的毒瘤，或是认为难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所有人都应该帮助他们。对于这两点我都不是很赞同。

　　我希望大家能真正理性分析每个国家难民形成的原因，真正去了解这些难民并以一种成熟的筛选体系进行筛选，然后给真正非常渴望发展的难民机会，帮助这些难民找到他们应该有的发展的空间。

　　对于自身具有一些问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难民，我也不会说这些难民不值得帮助，但我支持他们应该被成熟的筛选体系筛选出去。

　　卡库马有很多天赋出众的难民，张小弛曾遇到好几个自己作词作曲的音乐家，在难民营的街道上唱着生活与梦想

　　观察者网：非洲是欧洲前殖民地，可能很多欧洲人觉得有帮助的义务。美国人对支援非洲是什么态度？美国曾对非洲国家提供军援等各种支持，有人认为这帮助维护了非洲的稳定，也有人认为这加剧了局势动荡。你跟欧美的同学或难民聊过这个问题吗？他们怎么看？

　　小弛：我就读的耶鲁大学是美国思维最先进的大学，也是最政治化的一所大学。我身边的人都带着一种非常典型的美国价值观，那就是“人人平等”，以及认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的国家都应该得到帮助。

　　我所接触的人里也有很多是用非常理性化的思维去思考这些事情的。虽然有很多观点我并不是很认同，像是认为所有难民都应该被平等对待，所有国家都应该无条件接受难民等等，我觉得正是这种想法，它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许多人对难民的误解和排斥。

　　我觉得美国对于难民的帮助还是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但我身边有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去了解各个国家接受难民的政策，以及德国动乱产生的原因，所以才会有批评美国还没接受足够的难民、认为美国应该接受更多难民的声音出现。

　　当然我身边有很多非常聪明、真正了解美国难民举措并有相同看法的人。我所在的纽黑文有一个叫做“IRIS”的组织，专门帮助已经来到美国的难民寻找工作机会，并让他们可持续性发展。我有很多朋友都在这里实行语言交流教育、工作教育来帮助难民尽快适应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人。

　　我觉得所有人都会同意，不论难民之后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还是前往了新的国家，终极目标都是希望难民对社会能产生积极作用。

　　观察者网：你对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怎么看？

　　小弛：耶鲁大学是美国学生当中的政治中心，我们常常讨论特朗普。我个人是不支持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并且，我觉得特朗普的主张是一回事，在美国能不能真正实施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观察者网： 经历了中国美国的求学经历，难民营的调研，你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有变化吗？在难民问题上，今后还有什么打算？

　　小弛：我对自己身份认同其实有一个非常长的转变过程。一开始在国内时，因为我一直不是很适应被严格要求的学习方式，我觉得我有更多的想法，我可以自己去探索。而国内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太多个性化发展的机会，所以我在国内时非常向往美国能够自己做决定、往自己渴望的方向发展的学习方式。

　　但来到美国之后，我又常常发现美国有一套非常既定的价值观和价值模式。因此我又慢慢开始更加认同中国的价值观。

　　所以我一直处在反思两个国家在文化上对我造成的影响。我现在依然非常认同美国的教育方式，因为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是更适应美国的教育方式。这是因为我是一个想法很多的人，我也不甘心受到控制，我非常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并且有足够自信能确定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而我在美国也确实得到很多机会和支持。

　　但很多时候我非常认同中国的价值观，来到美国之后我更加确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还是一个世界人。所以很多时候我非常爱国，但同时也很清楚自己对这个世界也有很大的责任。

　　耶鲁大学给了我很多机会在世界各地旅行、调研、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我自己的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因为身份的复杂性和在认同变化过程中的反思，我也拥有了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我开始把这些思维方式用到各种事情上。

　　我很快就要毕业了，也开始在尝试各种各样跟社会相关的事情。我会用一种更独特的角度，既不完全中国也不完全美国，也不完全脱离任何国家，综合一些中国元素、一些美国元素，以这种国际化的视角去做一些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理想上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会聚在一起，想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并能挑战西方国家既定慈善模式的社会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