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美国第一年，我住在梦魇般的寄宿家庭

　　高一那年，我主动和父母提出了出国读书的想法：美国，要走就走得远些。现在回想起来，总会美化最初的动力和理由，但是时间和现状告诉我，我当时的选择没有错。我和父母长谈了两次，尽管多年以后我才得知他们对我强烈的不舍，但是在当时，我得到了十足的信任和支持。

　　于是15岁半的我开始申请美国的高中，准备入学考试、语言成绩和面试。在一个波士顿的住校高中，和一个康涅狄格州走读住寄宿家庭的学校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想体验完整的美国文化和家庭教育。

　　2014年的夏天，我踏上了飞往美东的航班。

　　选择一个适配自己的寄宿家庭，对独身漂在异乡的小留学生来说，非常重要。那时，我和父母选招了机构，由他们负责帮留学生对接美国当地的住宿家庭。美国当地的家庭在这样的机构注册报名，学生、美国家庭双方都会提出一些对另一方的基本要求，例如是否能接受宠物，或者宗教信仰偏好。临行前两个月，我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是匹配寄宿家庭的资料，有他们的名字、住址、爱好介绍和照片。

　　照片上的三个人，第一眼看上去，皮肤是棕色的，三人身形相似，圆圆的头，圆圆的胳膊，圆圆的肚子，笑眯眯的。我对圆润润的人印象一般是向好的，比如神探狄仁杰里梁冠华老师一直都给人憨态可掬的亲近感。他们亲切和蔼的笑容和拥抱减少了我的紧张和距离感。

　　我相信我的父母在看到他们的信息和照片的时候，也是期盼他们能好好待自己的女儿，让我能在异乡有一个温暖的港湾。没有对比选项，我们都不知道这是否是最优选，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愿意尝试。

　　我们给学校付学费，也给寄宿家庭付住宿费，包括我们的饮食，和部分出行。有的家庭可能会同时接两到三个留学生。后来的生活告诉我，有些家庭非常依赖这样的额外收入，而有些家庭就算接受来自中国留学生，对中文文化也根本不在乎。

　　为了让我们对美国校园和生活文化有一些基本了解，美国机构在我们到达后，先让我们在一个夏令营上两周课，也就在那时候，我第一次见寄宿家庭。

　　照片上就是他们，一家三口，男主人Jose，女主人 Maria， 还有女儿Elizabeth。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围坐在一个桌子旁了。Maria最先进入我的视线，有一头油黑的泡面头，人中的部位有一颗黑痣，身穿一个棕色的短袖裙。Jose带个眼镜，没有脖子，眼角笑起来向下耷，很和蔼的样子，穿了一个白短袖让他看起来更丰润，像个大雪人。他们还带了女儿Elizabeth，活脱脱父母的缩影，也在旁边笑呵呵的。他们分别给了我热烈的拥抱，这种拥抱猛烈到让人需要悄悄咳嗽一下的程度。简单寒暄了几句，他们就带我上车准备开回康州的家。

　　“我们太开心见到你了。以后你可以和Elizabeth一样，管我们叫Mommy 和 Daddy!”Maria在车上兴致勃勃地跟我说，“我来自波多黎各，你知道波多黎各在哪吗，是美国的一个附属岛，在加勒比海。”我赶紧掏出手机查了一下，波多黎各大概在北回归线下方了，接近南美洲。

　　“Jose来自墨西哥，他是因为传教来到美国，他还有很多亲戚都在墨西哥，我们是个移民家庭。”我点着头，心里想着，移民家庭也好，会不会比白人多一些同理心呢？他们愿不愿了解中国文化？想着想着，我从书包里掏出从国内带来的青花瓷优盘还有中国结，送给他们当见面礼。

　　开车两个小时后回到了他们的家，已经晚上十一点了，我没有看清房屋外面是什么样，直接进了家门，他们让我先休息，第二天再畅聊。他们带我去卧室，从厨房旁边的门进去，我跟着他们一步步下楼，逐渐确认了我将住在地下室。地下很空，我的房间在一个角落，房间有门，里面有简单的床和学习桌，墙是紫色的，简单但是温馨。我没有住过地下室，所有的“第一次”让我在一开始都是兴奋的。

　　第一夜很安适地过去，地下室的黑暗很适合入睡。在幽暗的空间里，听不到清晨鸟叫，听不到汽车的来来往往，只有水声烘干机产生的热浪，还有楼上地板的吱呀声。

　　第二天我出门特意看了一眼，这是一个在交叉路口的棕色两层楼房子，房子前面有一片不大不小的草地。走动中，地板发出吱呀的声音，应该是个年头长的房子了。一层是客厅和厨房，很显眼的是一排胡桃夹子，在壁炉旁，Maria说她特别喜欢收藏胡桃夹子，每年圣诞都会买一个。二层则是他们三个人的卧室。

房子外部环境

　　Jose坐在属于他一个人的沙发椅上，他窝在里面吃着薯片，看着电视，他的肤色和沙发颜色很像，人和沙发好像融为了一体。那时我不知道，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很厌恶这个身影。

　　午饭时间，Jose 和 Maria教我祷告，我们一圈手拉着手感谢这一餐食物，我偷偷睁眼看了他们一眼，再安心闭上，感恩我能平安来到这个国度，有地方住，有饭吃。

　　第一顿饭后，我主动帮忙收拾餐具。在美国，家庭用一次性餐具很平常，如果家庭人口多，这样就能避免每一餐都洗很多餐具，所以会用纸盘多一些。不过在他们家，是一次性塑料泡沫盘。我收走了大家手里的泡沫塑料盘，准备丢到垃圾桶，Maria赶紧制止了我，像是我要扔掉一堆黄金一样。我眼睁睁看着她把塑料泡沫盘放进了洗碗机...

厨房环境

　　在这以后，他们拿出一张A4纸，上面有大概10几条“家规”:

　　“塑料泡沫盘不能用一次就扔掉”

　　“每周都要做大扫除”

　　“晚上10点以后必须关灯”

　　“我不能碰洗衣机，每周的脏衣服需要拿给Jose来洗”。

　　“不允许在房子内出现茶或咖啡（摩门教中禁止茶和咖啡）”

　　“不允许带零食进入卧室”

　　“如果有中国同学在的时候，不能用中文沟通。”

　　......

　　我拿着这张纸回到我的地下室，这短短的几步路一下子让我对离开自己的家有了实感。青天白日，地下室一片漆黑，不开灯真的伸手不见五指，没有窗户。

　　8月底正午时刻，依然感觉到湿冷。

　　起初两周，相安无事，我积极地做家务，每天都开开心心跟”Daddy 和 Mommy”拥抱问好。早上我自己做饭，他们家没有做早饭的习惯。中午就在学校食堂吃，在家里吃晚饭时主动跟他们聊我学了什么。至于晚饭吃什么，Maria一般会在周日和周三做两顿饭，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则是吃剩饭，反复吃冰箱里面的剩饭，装剩饭的塑料盒都已经划痕无数，有了陈年的味道。

　　但是，本着“入乡随俗”，“安分守己”的想法，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下去，倒也罢了。

　　Jose在修车厂工作，应该是个经理的样子，Maria在一家食品公司上班。他们的女儿Elizabeth在上初中。因为一家子是西班牙拉丁裔，也是属于少数族裔，所以他们的生活情况和我后来住到白人家对比，还是有些区别的。

　　Jose的家不是第一次接待留学生，我也不认识上一个，也从未了解他们之间的故事。我在他们面前已然没有任何“矜贵”，我也从来没有把“是我在付钱”这样的态度表现出来。反而，他们每个月拿到了钱，也不愿意多做几顿饭。家里做的最多的就是炒饭、煮鸡肉和煎猪排，还有无穷无尽的玉米片。在学校的午饭时间，我悄悄倒掉了他们给我饭盒里带的剩饭，已经是三天前的饭了，我看着这干瘪的黄色米粒还有冰冷熟透的白色鸡肉，叹了口气，丢进垃圾桶。我真的宁愿吃食堂的垃圾食品，至少是当天出炉的。在家里晚饭躲不过吃剩饭，我的肠胃开始变差，营养不良让身型也有一些走样，我真的怕有一天和他们一样。

　　每次学校午餐时间，我们几个留学生时不时会交流彼此的生存现状。我了解到有的同学住在单身中年女性的家里，平时的生活倒也简单，免去了和不同的人磨合。有的同学的住家也有法国黑人、海地人这样的非白人家庭，体验着不同的“融合”文化。有的同学住在中产的白人“完美家庭”里，听起来的生活模式是我一开始想象的在美国的生活。不过后来我明白了，没有标准的“美国生活”，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

　　“那你们会叫住家daddy和 mommy吗？”我边吃边问。

　　“谁会这么叫啊。这太过了。我不会反正。”一个同学说道。

　　“对啊，这听着就有点恶心啊。我们都叫名字。”另一个同学说道。

　　对，其实我也觉得有点恶心，毕竟在后面数年的生活里，无论对美国家里的长辈还是老师，都是可以叫名字的。我心里开始对这过分亲密的称呼有了抵触。

　　说起我的学校，在住家相邻镇子的腹地。学校所在的镇子非常富饶，附近的居民的房子相隔都很远，绿油油齐齐整整的草坪让人看着甚是赏心悦目。住家所在的区域则是本州有名的“贫民窟”---间距很小的居民房子，犯罪率高，流浪汉多，街上破破烂烂的。

　　我的学校是一个私立天主教高中，同学间很多都是一家子兄弟姐妹都来这个学校上学，很多老师也都是这个高中毕业的，白人浓度非常高，除了中韩留学生，基本没有少数族裔。那段时日，白天和夜晚，周内和周末，在学校和不在学校的日子，让我感受到割裂，白人区天主教学校，贫民窟的住家，似乎这中间有一道无形的门，隔开我在不同世界的样子。

　　在这里，我开始学习欧洲史，美国历史，旧约新约圣经，希腊神话，美英文学，小语种，这些不熟悉的领域，同时也确实是在数学、化学、生物这样的课堂中当了佼佼者。有趣的是，英语母语的白人同学有的时候在英语课单词考试的时候也会偷看我的答案，看来背单词的痛苦程度没有国界。

　　大概开学后第二周的一天，晚上九点半，我还在使劲在研读白天的历史课本，各种南北内战里将军的名字在我眼前跑来跑去，我啃着笔头，嘴里念叨着。我听到通往地下室的门开了，一声“十点了，该关灯了！” 吓了一跳，赶紧去关上房间里的灯。房间的门缝太大了，照出去的光足以在地面楼梯口看到。大抵是看到地下回归黑暗一片，他们才放心。我拿出手电筒，躲在衣橱的角落里，继续抱着和小西瓜一样重的课本继续阅读。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和洗衣房

　　一个周末，他们带我去商场，临走时，我买了一杯大杯的冰咖啡。坐车回家也不过是6、7分钟的路。下车以后刚准备进家门，Jose对我说：“别忘了纸上的规矩，茶和咖啡是一律不允许进这个家的。”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想故作幽默，但我真的笑不出来，看着这一杯还满的冰咖啡，我一个人留在外面猛嘬，还伴随着换手拿和小碎步蹦跳，一口气喝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全身血管都冰凉的。

　　Jose和Maria平日轮流开车接送我，但是不直接送我去学校，而是把我送到学校反方向的一个停车场，等待校车，放学亦是如此。他们不喜欢我打破这个规律，当我说我参加了学校的尤克里里俱乐部，需要每周二在学校多留一些时间，Jose冷下脸跟我说：“那你是要我去学校接你呗？”语气里带着强烈的不情愿。我只能卑微附和“真的抱歉给你带来了巨大的麻烦，非常感谢你，如果你能来接我。”

　　一天早上做饭时，可能火开大了，烟雾报警器响了，我又慌又急，关了火使劲想拿手驱散开浓烟。这时Jose从楼上下来，直奔厨房，把我赶到客厅，对我厉声大骂。

　　平时拥抱，祷告，开玩笑，和蔼面容，一霎那都跟着这烟一起散了。他就像是变成了一只猛兽，狰狞的面容，高音量的骂声就没有停过。Maria从楼上下来，安慰我说下次注意，然后就去安抚暴怒的Jose了，他们开始用西班牙语快节奏地对话，我猜应该是在抱怨我的。在学校里需要选择小语种，我也没有选择最受欢迎的西班牙语，那段时间我厌恶西班牙语。

　　日子一天天过去，凉爽的秋天也渐入寒冬。雪一场场地下着，盖过了那些枯叶。“家里”，噢不，屋子里的人渐渐也开始对我冷淡了起来。我觉得外面的冰雪甚至好过于屋中貌合神离的表面功夫。

　　后来我发现，Jose爱发火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经常对Maria还有Elizabeth大吼大叫，就像全天下那些欺负妻女、没种的男人一样。他对我如何，我也没放在心上。但我真的痛恨他在教堂里那虚伪和善的笑容，以及他回家以后经常喜怒无常暴跳如雷的凶悍面孔。他永远窝在那个沙发里，只要在这个房子里，他不是在卧室睡觉，就是就蜗居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伸着脚，吃着墨西哥玉米片，看着电视，跟一个发霉长芽的大土豆一样。

　　Jose还是当地摩门教教会的一个理事人。家里经常会有一些传教士来找他，这些年轻的传教士来自西部的犹他州，他们会经常西装革履来家里。当然了，Jose见他们的时候也是西装革履，春风满面，欢迎着一些来家里和他讲经论道的年轻教徒们。他表现出一副圣父的面容，胖胖的体格加上一个个热情的拥抱让不了解他的人觉得这是一个传播爱的人间使者。多么讽刺，裹在表层的慷慨和博爱，遮不住他内在的丑陋，虚伪。

　　有一天，我发现我的银镯子不见了。我问Jose，有看到我的银镯子吗？他窝在那个沙发里，头都没转冷冷回答我“没有”。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怀疑，因为在我的理解里，他的“信仰”至少会约束一些行为。但是后来，我还是在他的车库里的一个很不显眼的格子里看到了我的镯子。这不会是随意掉落，我拿着它去找Jose，说这是我的，为什么在他的车库里的一个工具箱旁。Jose的神色已经告诉我答案了，他的解释是不知道这是谁的，就先保留起来了。

　　Jose已然如此，我在这个家唯一的“依靠”就是Maria了，直到一天夜里，我被敲门声惊醒，Maria大声喊我，把我从床上拎出来，让我跟她去卫生间。我揉着眼睛，适应着有光亮的房间。“这是什么！这是血！是不是你弄到地上的！这是我们的房子！你不能把你的血弄到地上！还让我看到了！这太恶心了！”Maria对我大声咆哮。

　　我彻底醒过来，看了一眼卫生间的地上，有一滴血。是我经期间不小心弄上的吧。我边道歉，边找纸巾蹲下把它擦干净。两个女性在深夜的卫生间里，我蹲着擦，她站着骂，因为一滴血。不知道她会不会这么对Elizabeth。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再用这些不知道之前谁用过的、快破洞的泡沫塑料的盘子，就把它们丢在垃圾桶里。她还是发现了，就跟每天对这些盘子都有计算着一样，她把我叫来对我大声呵斥。“这些泡沫盘子应该进洗碗机，我们会至少使用它们三次以上，我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你在浪费！” 我站在垃圾桶旁边被训得抬不起头，面对她瞪圆的眼睛和大声的指责，我感觉我真的做错什么一样，我做错了吗？没有服从这些可笑的规则？我真的不知道。

　　我和自己的亲生父母视频通话，和他们分享在学校发生的有趣的事，分享我是如何同Jose一家抗争的，我和他们描述起来就像脱口秀一样，把伤痛的的事情说得好笑又升翻，突出我的“渡劫神仙”的角色。他们也通过我的眼睛看到了更多的世界，有时候帮我出谋划策，有时候顺应着我的自嘲，也可能有时候在默默心疼吧。

　　我知道爸爸妈妈是心疼的，但是他们和我一样，我们三个从来没有任何放弃和退缩的念头，我会坦诚的和他们分享喜怒哀乐，但是是滞后的，因为我会让每一段故事看起来“好玩”一些，而不是单纯的痛苦。

　　这个家，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像个家，更像一个训练营，说的不好听一些就像一个“集中营”。我在国内自己的家里也算不上娇贵，在亲戚和熟人眼里，我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信的孩子。但是这个“新家”让我正向多了一层韧性，和负面多了一层隐忍。如果用颜色来形容自己，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橙色的，我给自己买的小饭盒也是橙色的。和他们住了一年以后，我感觉这层橙色蒙上了很厚一层土，变成了土橘色，没有了活力。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不怕黑暗，不怕权威，不怕凶悍。但是在个房子里，在Jose一家身边，我觉得勇敢也起不到什么正面作用。沉默变成了主旋律，躲避变成了唯一的措施。

　　美东的冬天真长啊，从10月底到4月底都是冷的，经常有暴风雪，雪后会有铲雪车把雪推到人行道旁，摞得高高的，路上还结冰。那个时候没有打车软件，我住的区域也没有出租车。如果家里不送我，我哪里都去不了。偶尔还是会自己在冰雪里慢慢走着，雪水已经渗进了鞋缝，但我还是走着，只是想离开这栋房子，无论目的地是哪。

康州冬季雪情

　　当时我总觉得家里有什么味道，除了地下的潮湿和挥之不去的剩饭，还有一种隐隐的说不上来的味道，直到在未来几年我看了《寄生虫》，才知道原来那是贫穷的味道。影片里别墅主人们总能闻到佣人一家身上的好像抹布一样的味道，但是佣人一家自己闻不到。或许也不全是气味的缘故，或许慢慢了解到他们的房子是在相对穷的区域，也或许是一次次看着他们“病态节约”的行为，再后来，才知道在美国，过度肥胖是一种贫穷的象征，没有对健康和自律的敬畏。有一个描述更得我心，来自《呼叫助产士》“贫穷不是指破房子、脏衣服、一大家子挤在一起；贫穷是没有爱，甚至没有尊重，不知道爱和虐待的区别”。

　　说起来，机构理事人也会定期来“家访”和“校访”来确保我们的利益，但是这种例行公事又真能问出来什么呢。更滑稽的是，那年中秋，这个白人理事人带着一块月饼来学校，给我们六个中国人分。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甚至吃不上一口完整的月饼。

　　其实我的中国朋友们也不都是顺风顺水，倒也没有什么极端例子，我的处境就很罕见了，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综合对比下来，我第一年在地狱，后两年在天堂，其他人在烟火人间。

　　我以为我会像住在楼梯壁橱的哈利波特那样，自带主角光环来个绝地大反击。其实没有，一个学年终于结束了，那个夏天，我和机构申请了调换住家，因为学期內没有空缺。机构理事人帮我重新对接了新的一家人，秋天回来以后就直接去了新的住家。

　　我和Jose他们没有冲突，没有告别，因为他们以为我还会回去，但是我没有。同时我也没有在心里原谅他们，苦难的意义都是人给予的，但是有些苦难的施加者仍旧不值得被原谅。暑假伊始，Maria送我到纽约肯尼迪机场，我从后备箱拿上行李，还了一个“永别式”的拥抱，头也没回走进值机大厅。

　　我走了之后，Jose一家继续挣着留学生的钱，继续他们那一套先礼后兵。另外一个中国女生住了进去，后来了解她和我的处境也差不多。夏天他们不让她一天洗两次澡，因为要“节约用水”。我后来搬到了一个真的像家的地方，新家的家人两年如一日地对我温柔如初见，8年过去了，我和新家的人还保持着有血缘关系一般的亲近程度。

　　后来，我高中毕业，到了别的州上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回到了康州工作。24岁这年，我开车路过那栋房子，浅停了一下，望着这个棕色的牢笼，似乎还能看到那个地下室，那个沙发，那身影。叹了口气，缓缓驶离。

毕业典礼

　　平心而论，无论有过多少憎恶和怨恨，我最后还是庆幸我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原生家庭，在那之后，我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孩子Elizabeth究竟会成长成什么样子。爱丽丝·米勒在《身体不说谎里》说，“童年被爱着的人不需遵循任何戒律就会去爱他们的父母，被迫遵循戒律绝不可能是爱的基础。” 我希望她能对自己好一点，如果她有了自己的家，希望她不再用重复使用塑料泡沫盘，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道路，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不害怕亲密关系，生活里不再有咆哮，不做社会强权下的牺牲品...

　　我走进大学，出入社会，搬过很多次家，结识了许多新的不同种族的人，我一次次迭代自己，用更宽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生活洗覆盖掉那个房子里的回忆。不过后来我意识到了，它虽然不会成为我前进的助力，但是它会帮我吞噬黑暗。

我永远爱康州的秋，我又变回橙色姑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