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密苏里留学生活记忆

1984年我四十岁，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来到美国，去了密苏里大学罗拉分校（Missouri University–Rolla），简称UMR，这是密苏里州立大学最主要的理工科分校。

留学人员按其目标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所以我把在UMR的那两年称作留学，也有人称为“访学”。

初来乍到美国，看到了高速公路上奔流不息的车辆，路边五彩缤纷、彻夜闪烁的灯饰和广告……加上后来逐步了解到这里的社会保障福利，对我思想上冲击最大的，就是美国的发达富裕、社会稳定。

我第一年是作为校际交流，生活费由校方每月支付$800美元，比国家公派的要高出一倍多。第二年是由指导教授争取到资助，每月也有600多。但这个收入只是美国教授的零头，可能连美国的贫困线还达不到。

1985年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10,989美元。贫困线的设定是为了联邦和各州对贫困和老残者实施有效且稳定的贫困及医疗救助。当然美国也有社会问题，如毒品和枪支，但在小城罗拉的两年却未感受到。

国内66-70届大学毕业生的每月工资是四十多RMB，多年后转正也才五十多。就按当时的汇率2.5倍算，去美后，我们一个月的收入是国内的好几十倍。但每个留学人员都十分节俭，和我同期在罗拉的访问学者每月的总开支都控制在一百美元左右——相比现在真是不可思议。

住宿是最大的开支，我们六七个人曾在Pine St上合租了一套每月总租金仅一百多美元的老房子。轮换由一个人负责七天的卫生，一日三餐都在此各自用餐。罗拉是个大学城，骑自行车几分钟内可达学校，每人花十刀左右都买了一辆。

深谙“市场信息”方能买到最便宜的食材，最常去的超市是ALDI。后知，这是1961年在德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家折扣食品店，质量上乘、价格低廉。记得面包每loaf 25美分，鸡蛋一打50美分，鸡大腿一美元四磅……。出国后，几个月牛奶面包吃下来，几乎个个都长胖了，因国内还在使用粮票和油票。

那时还没有手机，电话安装了，除了个别年轻的留学生偶尔使用外，大家也从不给国内家人打长途，都靠写信联系，以解思乡之情。

别以为以老五届大学毕业为主体的访问学者，经过严格选拔来到美国仅是为了攒钱的。这些人中，绝大部分一出国门都憋足了劲，要把在十年浩劫中失去的青春夺回来，以报效祖国：每天长达十几小时心无旁骛地窝在课堂、图书馆、实验室或计算机房里，后来都受益终身，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颇丰成果。

密苏里的留学生归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教育组管辖，数月半载便会有人来巡视，曾带来国庆35周年阅兵的录像带，还从国内请来“牧马人”曲啸给我们做报告。适逢中国的改革方兴未艾，又刚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了第一枚金牌，看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是邓小平的头像，一激动我就买了一本。

当年的访问学者也不是书呆子，留学生活还很丰富。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人数是大陆的好多倍，我们有时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聚餐，周末观看他们放映的电影，让我们知道了秦汉和林青霞。

几位台湾籍的教授过年过节就把一二十个大陆学生学者请到家中，他们的祖籍都在大陆，真可谓“血浓于水”。也有美国教授开着大VAN，常把我们接到家中，开Party。

周末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校园里“做学问”中渡过的，不过春夏的周六上午会花一两个小时，几个人骑着自行车一溜烟地转上一大圈，逛逛Yard Sale，花很少的钱淘些旧物件，不少还是新的。

罗拉的中国学生学者大都相处很好，互相理发，一起学英语，国庆春节在一起聚会包饺子，转录学唱国内的流行歌曲。此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回国的人，到家后都要来封信，详细地介绍回国路上的经历，尤其是“八大件”如何在国内提到货，大家争相阅读。

因国内彩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收录机和照相机等都未普及，国家对留学人员的优惠是，在外一年免税可带回四件，两年就是八件。在美订货付款，在北京、上海等处提货。“八大件”一词从此流行。我是在纽约的一家出国留学人员服务部那里订的货，过程有一些曲折，但后来也都提到了。

1985年夏我们5名访问学者加一名博士生仅花不到$500合伙买了一辆旧车，带着一个大帐篷自驾绕美东一圈，途经18个州，包括纽约、华盛顿、大西洋赌城和迪士尼等处，中途只花了50刀换了一个排气管消音器。

留学人员中也会有矛盾，我在多年前的《风雪中的坚持：一张令人难忘的老照片》一文中，就提到有人打小报告的事。

多数访问学者两年在美没有回国探亲，配偶也未来美。我安排太太在我回国前两个月来美，让她也体验了一下留学生活，中间有十多天我们买了不限换乘的灰狗大巴通票在美东转了一圈。

当年的访问学者，经历了人生中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访期已到，大都按时回国。我就是两年一天不多，带着美好的回忆，按时回国，接着当了六年的“海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