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华人女生亲述举家移民艰辛：帮父母有自豪感

1986 年，我出生在中国台北。

虽然我是独生子女，但我从未感到孤独：在学校里，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周末，我和妈妈那边与我同龄的表兄妹们在一起。

我的父母并没有移民的打算，直到 1994 年他们拜访了搬到温哥华的叔叔一家。他们被温哥华的绿色所吸引，当时城市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的父母希望我能够更接近大自然。

1995 年，在我九岁那年，我们收拾好行李，搬到了我叔叔在温哥华的家。爸爸在加拿大开了一家印刷店。妈妈在家带我，偶尔去店里帮忙。

我被分到了 ESL 班，偶尔和一两个会说普通话的同学说说话。午餐和课间休息时，我一个人在厕所里看普通话小说。有一次老师找我麻烦，说我不能带中文书来学校，因为我必须学英语。我从没告诉过父母这件事。

当我开始学习英语时，我会帮父母翻译一两个单词。1996 年，上学一年半后，我就能流利地翻译整段对话了。12岁时，我从ESL毕业。我为自己能够读、写、说流利的英语而感到自豪。那时，交朋友更容易了。我听得懂笑话，能引用流行文化，还能谈论电视和音乐等话题。

1999 年，我 13 岁，爸爸的印刷生意不景气，于是他决定回台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家里只有我和妈妈，我成了她的主要翻译。我处理银行对账单和保险单，支付水电费，帮她接电话，在她看病时帮她翻译。能够为家庭做出贡献，我最初感到非常自豪。这给了我很大的责任感。我妈妈报名参加了 ESL 课程，但她发现自己很难学会英语，也很难在成年后建立新的联系。我是她唯一的朋友。几个月后，爸爸回到加拿大照顾我们，并在一家非营利机构找到了工作。

我很感激爸爸选择在加拿大长期工作，虽然他的英语足够流利，但他还是希望我能帮他分担家务。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词，但我是一个语言中介，是我父母和新文化之间的桥梁，是我一生都要承担的无形责任。后来我才知道，我并不孤单：这是移民子女的共同经历，他们不仅要为父母做翻译，还要自己驾驭新文化。

虽然我父亲的英语比我母亲的好，但仍然存在文化障碍。你不能只用谷歌把普通话翻译成英语--文化上的细微差别使得在两种语言之间直接来回转换非常困难。

我开始更多地参与他的工作，翻译电话和商务邮件。接听电话是最令人生畏的--与一个完全陌生的权威人士交谈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每当听到电话铃声响起，我的心就会怦怦直跳；我会写下注意事项和提示，为自己做好准备。

有一次，我妈妈在与服务提供商通话时遇到了困难，于是她把电话递给我让我翻译。他们一边问我听不懂的问题，我一边翻译，一边问妈妈给我讲的问题。我很担心翻译错误，而且我可以看出电话那头的人很恼火他们在和一个孩子说话。这让我非常沮丧，尽管在这些对话中我尽力让自己听起来成熟而专业。

到我 16 岁时，父母每天都要靠我为他们翻译。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我的语言能力比他们自己的更有信心。如果他们需要我翻译或校对电子邮件或银行文件，我就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优先处理。帮助他们更新驾照和护照、购买汽车保险、翻译签证条款成了我的日常工作。

作为一名青少年，我有时会怨恨他们不像我朋友的家庭那样自给自足。我想做一个普通的孩子，不用担心父母的安危。但老一辈人认为孩子应该把家庭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而这正是我觉得父母对我的期望。

2004 年，我开始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普通科学。那时我还住在家里，同时还要兼顾兼职工作、课外活动和志愿者工作。我经常很晚才回家，这时父母就会让我帮他们翻译：他们的一些要求很及时，比如审核税务表格。

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我陪他们看了更多的医生，并帮助他们使用新技术，如 Netflix 和 iPhone。尽管我很沮丧，但我理解人们对英语不好的人的偏见。有一次，我和母亲来到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室，前台人员对我和母亲的英语口语感到沮丧。

我于 2010 年大学毕业，2015 年结婚。三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初为人父人母的我重新拾起了童年的旧事和未了的情怀。我开始接受自己在年轻时承担的巨大责任。我意识到自己身兼数职：孩子、照顾者、朋友，在某些方面，我还是一名治疗师。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母亲开始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我，帮助我照顾孩子，我也开始向她倾诉我的苦恼。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理解我所承担的一切，我也从她那里了解到作为一个成年人融入新文化是多么困难。我对父母有了更多的同理心，这让我们变得更加亲密。

我现在有两个漂亮的孩子，我希望我的童年能影响我如何抚养他们。如果我没有为父母翻译，他们就不会让我参与他们的事业和家庭决策。传统的亲子模式是父母做什么，孩子就跟着做什么，与此不同，我直接参与了家庭单位。

我想有意识地培养我的孩子，让他们参与家庭事务。帮助父母给了我一种自豪感，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有同样的感觉。从我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我希望与孩子们沟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同时也有追求自己兴趣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