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娃论文被国外教授打0分 看完这部纪录片懂了

大家好，我是沧海明月生，一位孩子的爸爸。

假期窝在家，最适合做的事莫过于看纪录片，于是我打开了必看片单第一位、教育纪录片天花板的《他乡的童年》第二季。

几年前，这部由周轶君走遍日本、芬兰、印度、英国和以色列拍摄的纪录片，在豆瓣拿下9分，口碑炸裂。

这一次，她再度出发，前往新加坡、泰国、法国、德国和新西兰，让“世界教育生态”这块拼图又完整了一些。

这一场一位母亲跨越国界的追索，早已跳出单纯的教育命题。

从不同国家的教育里，我们也能从照射出自身之所在，不断叩问自己什么是理想教育，又要让自己，或者孩子过什么样的人生——

在德国的可视化的性教育中，我反思缺失的关键一环；

在法国从小讨论什么是生死的哲思课上，我看见思辨的力量；

在新西兰，我意识到为什么“人上人”的论文会被打零分……

更令我有共鸣的，自然是最后一集泰国篇。

为了逃离内卷的中国陪读家庭却仍然没有逃离原有的教育模式，仍然在升学、名校里打转，有人鸡娃上瘾，有人选择出家为僧……

“我们走遍世界想找到理想的教育，很多人都忘了，不管去往何处，最好的教育或许在家里。”

《他乡的童年2》的第一站，周轶君选择了新加坡。

这个面积不足八百平方公里的沿海岛国上，栖息着近六百万人口，其中75%均为华裔。鉴于地狭人稠、资源匮乏等先天畸形的自然条件，自建国那天起，新加坡人的基因里就刻上了“怕输”二字。

小渔村出身的国父李光耀，更是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国际都市，为此建立了严格的人才选拔机制。

《他乡的童年》第一季中，有这样一句话：“每个国家的教育，都是在一个复杂社会体系里的最终体现。”

新加坡的教育模式，显然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我们习惯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高考竞争的惨烈，而新加坡的教育也很残酷。

孩子们在小升初时候就不得不面临着一场名为“PSLE”的会考，会考的成绩决定了孩子能否进入理想的中学，以及分配到哪个课程的轨道。

某种意义上，孩子的工作性质，从这一刻起便被决定了。

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不少家长不仅花费千万新币购置学区房，还将五六岁的孩子送进了辅导班，一直补课到高中毕业。

一位名叫冠侨的南洋小学六年级学生，被精英高管父母寄予了厚望。即便冠侨进了名校，学习刻苦，在竞赛中拿了名次，可父母依然对他不满意。

因为，他不是第一名。

在新加坡教育部门的墙上，张贴着一张醒目的红色标语：“我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普通人，我来这里是要成为优秀的人。”

新加坡的商店里还随处可见藤条，专供家长惩罚犯错误的孩子。高压的社会环境，卷到起飞的赛道，让新加坡的孩子对失败极度恐惧，每年因学业压力而自杀的人数持续攀升。

如此疯狂的鸡娃，真能让孩子成为优秀的人吗？

新加坡政府也看到了如今这个时代下“以分数选才”的弊病，大刀阔斧开展了改革。今年8月，总理黄循财公开宣布，将取消掐尖前1%学生的天才班（GEP），也是这项政策推出40年以来最大的改革。

“天才班的选拔宣扬了天赋决定论，也让拥有特权的孩子获得了更多优势，一方面拉大了社会经济差距，另一方面让优秀的孩子放在一起，带来了过早的内卷和倦怠”。

有人说，新加坡可算是打响了东亚教育改革的第一枪，难道鸡娃要告一段落了吗？

如果说新加坡的教育模式，能引发国内家长的共情，而接下来的镜头的德国教育，足以让人感叹：果然进入Next Level了！

令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闻之色变的“性教育”。

尽管德国各州的教育制度不尽相同，但有一项硬性规定：那就是在小学阶段要完成性教育课，按照年级不同，还会分为初级课堂和高级课堂。

初级课堂讲述人体的生理知识，旨在让学生熟悉男女身体构造差异，明确身体接触界限，让他们知道哪些部位是外人不能随意触摸的。

高级课堂则是介绍性行为，除了设置性器官模具展示性课堂，还会进行如安全套功能比对实验在内的小组课题研究。

课堂上，孩子们可以询问任何他们感兴趣的有关性的问题，而家长和老师也对此也表现得相当淡定,他们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孩子如何使用避孕套。

关于性教育，我们闭口不谈的原因就是“怕孩子了解多了学坏”，但德国教育相反，事无巨细地教给孩子，正是因为对孩子充分的信任。

在德国小学里，孩子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进度来学习。

同一节数学课，有的孩子还在掰手指头算加减法，有的却已经学会了三位数运算了。孩子自认为掌握了所有知识，可以不用完成作业而是直接参加测试。

看到老师如此信任学生，周轶君不由得心生疑惑：“如果考试时，有孩子从来已经通过测试的孩子那里得到答案怎么办？这种巨大的信任从何而来？”

而德国老师接下来的回答，令包括她在内的观众感慨不已。

“如果测试只用来评估你个人，你是否学会了所有知识？如果没有，我们帮助你去掌握，我为什么要抄别人答案呢？测试是单独进行而非公开的，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在德国，犯错误是一个学习的必要环节。

而对于德国犯过最大的一个错误，学校也会早早告诉孩子们去反思。

小学时候，老师就会带孩子去参观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又称“浩劫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位于柏林市中心，距离德国政治中心不远。

而在一个权力中心告诉孩子们自己犯的错，用实际行动反思和承担着历史责任。

刚刚结束不久的巴黎奥运会上，作为东道主的法国乱象频出，譬如国旗挂反、放错国歌、国家名称报错等经过网络曝光后，引得网友一阵唏嘘。

为什么在这行业正式的场合，法国人竟然活得如此随性？这与法国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孩子从小就开始接受哲学教育，不需要课堂、也没有PPT，所有人都围成一个圈，然后就在老师的指引下开始了哲学讨论。

“什么是爱”？“什么是恶”？“什么是幸福”？通常情况下，老师会保持中立立场，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这种在外人看来高深莫测的问题，成了法国孩子日常问答。

还有国内讳莫如深的死亡话题，到了法国则百无禁忌。在法国幼儿园，老师们经常和孩子讨论死亡的话题。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是好是坏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一旦孩子对死亡有了概念，就会对生命多了一份理解和敬畏。”

法国人还会传授一些看似无用的教育，譬如味觉教育。

在我们看来，味觉无非就是酸甜苦辣咸，只要有舌头就能尝出来，这玩意儿还需要教育。但在法国人看来，表面上看这更像是单纯的味觉开发，可事实上这背后是一个自我寻找和察觉的过程。

味觉教育的课堂上，老师会在桌子上摆上各式水果，让孩子在品尝后谈谈自己的感受。通过这种方式，老师告诉孩子，勇敢地尝试新鲜事物，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害怕犯错。

离开法国后，周轶君来到了被称作“风帆之都”的新西兰。这一次，她没有选择学校，而是来到了当地一处农场。

因为在新西兰人眼中，学习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必学的功课。

在这个农场里，有的孩子在大海里驾着帆船冲浪；有的孩子爬到树顶眺望远处星星点点的岛屿；还有的孩子将秋千荡到最高点。

看到如此高危动作，周轶君立即劝阻，可大人却说这里是没有限制的，让孩子知道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是自由权的一部分。

周轶君还采访了新西兰的兽医学校，当地人对动物的保护意识令人赞叹。

比如他们禁止活着的动物出口，理由是漂洋过海不利于动物的状态，他们保护动物的病情隐私，没有经过许可，不能随意查询动物的病情。

新西兰的社会尊重平等，当地人不会觉得大学教授比汽车修理工更值得尊敬。所以新西兰的小学生普遍没有升学压力，而且他们坚信：

“不是只有学习好的人，才能成为社会上有价值的一员。”

有人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教授给中国学生写的“方为人上人”论文打了0分，因为“大家都行平等的，成为人上人是为了什么呢？”

《他乡的童年2》的最后一期，周轶君的镜头深入到泰国，这一期引起了高度热议，有人称它为“中式教育恐怖片来到了泰国”。

有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和百分之九十的民众教徒，泰国在世界上被称为“佛教之国”，堪称全球最佛系的地方。

可荒诞的是，在这片佛系的土地上，却有一群把这里当作英美中转站的父母。

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女孩，通过高尔夫运动被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录取，而且还获得了丰厚的奖学金。

不少在泰国的华人家庭，也从中找到了类似的路径纷纷效仿。

吴云，一位来自贵阳的银行行长。因为三个孩子的教育，原本在贵阳拥有体面身份的她，不得不远赴泰国的清迈，成为一名全职的陪读母亲。

吴云为孩子安排了德语课，在她的计划里，孩子有了泰国的这段留学经历，未来可以容易地前往德国接受免费的大学教育。综合算下来，性价比非常高。

尽管出国前对可能面对的挑战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身份的转变带来的巨大心里落差，还是让吴云郁闷不已。

为此，她坦言：

“过去，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银行行长，但如今，在机场填写职业一栏时，我只能写‘家庭主妇’。尽管这是我为孩子做出的选择，但这种落差仍然让我感到迷茫”。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一位陪读爸爸给出了答案：“几年前，我认为是自我认知和终身学习，是经历和视野，是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今天，我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能不断地自我教育，自洽地过好一生。”

在泰国的陪读父母中，有一位特别的父亲，来自辽宁的圆满师傅。

为了孩子的教育，他与妻子一起来到泰国陪读。可后来，他发现到了泰国后，这里的社会环境、国情、教育并非自己理想的模式，而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

如果一味地塑造和干预孩子的成长，又违背了他的初衷，最终他选择了出家。

关于教育，遁入空门后的圆满师傅有着自己的见解：“如果你真正爱孩子，热爱教育，那么无论孩子表现如何，都应当去爱他们，教育他们。”

风本无形，是风经过的万物赋予了它形状。教育就像风，那些被塑造、被雕刻的人生形态，让我们看到不同教育的样貌。

这或许正是《他乡的童年》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