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藤校，然后呢？

2025年12月，圣诞刚过没多久，我回到了北京，跟着一群心急如焚的爸爸妈妈们，乘国贸电梯来到一栋大厦的顶层。

一踏进熙熙攘攘的会议厅，扑面而来的就是嘈杂的人声和几乎可以被感受到的焦虑。夹在一群家长中间，我一瞬间有种走进菜市场的错觉。

过道两边摆满了摊位：留学中介、科研服务、艺术规划、辅导补习……五花八门，数不胜数。很快就有一位热情到近乎急切的销售拉住我，硬要把传单塞到我手里，仿佛我不接过来就别想离开。

在这里，一场美国留学分享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我该怎么解释呢？我只能含糊地回答了一声：“嗯。”

我不是家长，也不是销售，更不是来探听哪家机构“今年录得最好”的同行。

我是一名教育研究者，求学经历从北京德威，到录取率极低的文理学院斯沃斯莫尔，如今我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生，这次回北京，是为了给我的硕士论文收集资料。

在亲历这些年的教育后，我却开始质疑并研究这套系统光鲜亮丽后的另一面。

我也是一个“特权”小孩

我高中毕业于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毕业那年，我IB考了满分45分。借着这点小名气，我开始收学生、教课程。那时候我其实一点也不懂教育，只是作为一个话痨，单纯喜欢给别人讲课。

本科阶段，我去了美国的文理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

在选校这件事上，我算是比较另类的。我看中的，是文理学院的小班教学、强学术氛围，以及学生和教授之间更紧密的关系。

但是文理学院毕竟名气不大，所以当时每次别人问我在哪里读书，我都会有点纠结：是笼统地说“在宾州读书”，还是直接说学校名字？但我挺喜欢我的母校，还是给它打一下免费广告吧。

从德威到top文理学院，这条路看起来就是别人眼里的“成功”。

我一开始学的是经济和政治。别人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于是就顺口说：“去麦肯锡吧。”

后来我才知道，在升学顾问和求职咨询这个行业里，有一个玩笑：凡是说自己以后想去麦肯锡的，大概率是成绩不错、履历漂亮、但还没真正想清楚自己要什么的“小孩儿”。

大一第二学期，我偶然选了一门教育学入门课，叫“教学法与权力”（Pedagogy and Power）。

我本来以为这是一门水课，没想到它对我影响极深。五年后的今天，我居然还在能聊到它。

这门课的第一天，我们的老奶奶教授，Lisa，就让每位学生都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个小牌子上，摆在桌前。上课开始前，所有人站成一个圈，每个人轮流问候另一位同学。

这个活动叫“玫瑰、花蕾与刺”（Rose, Bud and Thorn）。你要问一位同学：今天有什么让你开心的事，这是“玫瑰”；有什么让你期待的事，这是“花蕾”；还有什么让你难过或烦恼的事，这是“刺”。

第一节课，光这个活动就花了二十分钟。

我当时心想：妥妥浪费学费。

直到后来我发现，不到一个月，班里二十多个人的名字我全都记住了。我还记住了他们生活中的烦恼、挣扎和期待，记住了他们各自内心的一小片世界。

更重要的是，Lisa教授也全都记住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把我们每个人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她记住了每个人的名字、性格、兴趣和学习方式。

她用自己的行动教给我的第一课，是如何真正地关怀学生。“Authentic Cariño”（真实关怀）是一个很难用语言解释清楚的概念，它只能在具体的相处中被感受到。

她所讲的“教学法”，也活生生地体现在她自己的教学之中。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像一群小孩子，因为她的课堂里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和活动，每节课都像一次新的冒险。

在Lisa教授的引导下，我走上教育学研究的道路，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

■说来也巧，在德威就很喜欢在学术上挑战自己，如今也真的成了一名研究者

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在我的求学路上，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书，有些大家的观点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比如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告诉我们，学习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你身边的人、语言、对话和共同参与的活动，都会引导你在“近侧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中，把社会经验逐渐内化为自己的能力。

Jean Anyon的观点是，教育并不是天然平等的。

学校里存在一种“隐含课程”：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往往会接受不同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这样的教育安排，会在不知不觉中再生产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并让学生为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不同角色做好准备。

还有约翰·杜威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教育塑造了一个人如何理解社会、参与社会、维系社会。教育者也并不是中立的角色，他们必须有意识地培养社会参与、平等意识、批判性思维等价值观，帮助下一代。

顺便一提，杜威也是胡适在美国的博士导师。

学期后半段，我几乎每周都会去Lisa教授的 Office Hours，她鼓励我反思自己的教育经历。

她认为，理解教育的第一步，必须是理解自己的教育经历，期末作业是一篇用课堂上学到的教育理论来分析自己教育经历的论文。

这给了我很多反思的机会。

我曾经是那个把去乡下支教当成旅行的孩子，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过客，在贫困儿童面前展示着自己的特权和优越感。

我也曾经是那个表演性地去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的孩子，却没有意识到，真正为那些孩子持续付出的人，是那位兢兢业业、雷打不动地每周都来的志愿者阿姨。

从小到大，我的视野一直被家庭和社会阶层赋予我的特权所遮蔽。

于是，我写了一篇论文，分析中国国际学校如何通过一种“隐含课程”来制造阶级优越感。

我引用了布尔迪厄的理论，讨论精英教育如何在正式课程之外，潜移默化地教给孩子们诸如领导力、国际视野、批判性思维等被社会高度认可的文化资本。

Lisa教授很喜欢，于是给了我大学里的第一个 A-。她大概也知道，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在写那篇论文的过程中，我和她聊过很多次。我总会说：“可是，好像没有哪个教育学理论真正能解释我的教育经历。”

她很耐心地和我讨论了许多具体经历，然后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她说，也许这本书里讲的东西，是学术界最接近我个人经验的一种解释。

这本书，就是姜以琳教授的《学神》。那时这本书刚刚出版，Lisa教授按辈分算是以琳的师叔，也受邀参加了新书发布会。

■在《学神》中，处于顶端的“学神”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学得最好，也最有松弛感。

以琳也是一位布尔迪厄研究者，师从Annette Lareau 教授，也是我四年后我在宾大的老师。

她用精英代际复制的理论和民族志的方法，阐述了中国现代精英教育的运行逻辑。

我在这本书里仿佛看到了自己——看到了那个一直影响着我的价值观、焦虑和奋斗的社会结构。

也是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Lisa教授一定要我们在教育理论中寻找自己经历的回声。因为当我真的找到那个回声时，我突然有了把它研究透的动力。

■我和Lareau教授，她是宾大的社会学家，写了非常有名的《不平等的童年》，解释了中产“协同式教育”的根源，在教育界影响很大

一边带学生一边观察

在几位导师的鼓励下，我后来进入了斯沃斯莫尔学院历史悠久的荣誉学位项目，拿下了政治系和教育系的荣誉学位学士。

这是什么意思呢？差不多可以理解为，本科阶段提前体验了一遍研究生训练。

大三、大四两年，我们上的都是非常艰深的小班研讨课。那种班里只有四五个人、每周要读四五百页材料的课。毕业时还要经历层层考验：四篇大论文，四场笔试，再分别请四位校外著名教授来做口头答辩。

当年这个荣誉学位项目刚成立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爱因斯坦，曾经就是我们学校物理荣誉学位项目第一届的校外考官。

在埋头苦读之余，我也一直没有放弃教育领域的实践。

大二那年，我开始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写作中心担任写作导师。三年里，我辅导了上百位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也连续两年担任政治系毕业论文的写作导师。

写作中心并没有教给我什么神乎其神的写作技巧。

它真正教会我的，是如何倾听学生的诉求，如何有效地和他们沟通，如何接纳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写作，如何用耐心和关怀帮助每一位学生释放自己的潜力。

这些经验，后来让我成为了宾大教育学院写作中心的负责人。但比起设计写作课程、整理写作资源，我更怀念的，始终还是和学生一起攻克一个具体写作难题的时刻。

■在美国，升学顾问也是爆炸式增长的市场，哈佛《深红报》一篇长文提到，五分之一哈佛学生用了顾问，还有一些哈佛学生毕业前就去做了顾问

在校外，我也把高中毕业时开始做的教培项目，变成了自己在教育领域不断试错和探索的“小白鼠”，暑假课程成了我研究课程设计的实验室。

大二暑假，在Lisa教授的鼓励下，我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个线上夏校课程：“东方与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我要求八个学生每两天写一篇小论文，结营前再写一篇大论文。现在回想起来，我下手确实有点狠，不过一个月下来，他们写作确实麻利了不少。

后来，我又陆续开设了“大学写作入门”（Transition to College Writing）和“国际公民”（Global Citizen 101）等课程。

很快，学生们开始找我做升学规划。

一开始我其实也不会做，但毕竟自己经历过，懵懵懂懂几年下来，我糊里糊涂地送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去了英美各个名校。

现在回头看，我的功劳应该不算特别大，至少不完全在“升学规划”上。那些有动力、有好奇心、愿意暑假来跟我上哲学课和写作课的大学霸们，大概也不需要我太多帮助。

我更多是在他们身边，陪伴他们、支持他们，走进自己心仪的大学。

这也让我开始思考，那些真正能走进顶级名校的人，顾问到底有多大的帮助呢？

去了藤校后，突然不想读博了

匆匆数年，我的本科生涯结束了。

所有人都觉得，我这个书呆子肯定会继续读博。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

带着读博的心态，我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其实我也没怎么考虑其他学校，，斯沃斯莫尔教育系的教授们有一半都是宾大毕业的。对我来说，这里几乎全是同门的师叔、师祖。

后来为什么不读博了呢？

一方面，是残酷的现实。研究经费削减、学术资助不稳定、教职越来越难找，这些都是绕不开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我开始看清了一些事。

在博士生枯燥的理论课上，我经常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研究的这些理论，so what？它到底能改变什么？

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我身边的一些学长学姐，花了数年寒暑，千锤百炼地打磨出一篇学术论文。可论文发表之后，真正引用它的人，用一只手都能数过来。

如果我写一篇公众号文章，却很轻松就能影响成百上千的人。

我知道，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也并没有简单的可比性。但我越来越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走出学术象牙塔，真正影响到现实中的人。

■phd很难读，压力很大

我曾经问过Lisa教授：如果我以后读完博士，能不能回母校教书？

她摇了摇头，告诉我教育系聘请教授的前提之一，是这个人必须真正在教育领域有过实践经验，而不能只是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研究者。

那我为什么要研究精英教育？

姜以琳教授在《学神》里曾经提到过她的想法。她认为，精英教育的结果往往是代际复制，但这个过程本身却充满了艰辛、焦虑和不确定性。

社会学家西莫斯·可汗（Shamus Khan）也说过，研究精英教育，是为了弄明白世界上的精英们究竟如何制造并维持一个不平等的世界。

这也和我硕士阶段的研究发现不谋而合。

走访二十家升学顾问后，我发现头部的升学顾问早已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对接信息不对称的桥梁。

“美国顶级大学留学越来越贵，而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中介费用，看似买的是信息差，本质上，是打着留学的幌子，让中产家庭买了一个教孩子做精英的人生包装师。”

同时这个行业的水也真的很深。它既有真诚的教育者，也有五花八门的套路，但很多家长不知道。

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想把我对中国升学顾问行业的研究慢慢整理、浓缩、筛选出来，再通过教育社会学的视角，以一种容易读懂的方式呈现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