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SAT到恢复SAT 美国名校经历了什么？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数学2”课堂上，一群手持高中 A 等成绩单的新生正在大学补习课上重新学习“分数的加减乘除”，其中许多人面对一元一次方程茫然无措。校方报告显示：2025 年入学新生的数学能力，每 8 人就有 1 人未达高中毕业水平，每 12 人中就有 1 人未达初中标准。需要此类补习的学生从 2020 年的 32 人激增至 921 人，占比从0.5% 飙升至 11.8%。 

学业不达标的入学者激增，其主要原因是加州大学系统(UC)在招生中取消了标准化考试成绩要求，而高中成绩又难免各自为政。

2020 年初，改革倡导者强烈主张：标准化考试会造成阶层固化，取消它才能捍卫教育公平。对此，UC 的学术评议会发布长篇报告说明 SAT/ACT 对预测大学学业表现具有强预测价值，且在 UC 的综合评审框架中并未损害弱势群体利益。同年 5 月，UC 校董会执意推翻学术评议会的专业建议，以 23：0 全票通过逐步淘汰 SAT/ACT 方案，随后承诺至 2025 年春季前完全不考虑标化成绩。

作为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UC 的决定产生了强烈示范效应。再加上当时新冠疫情导致大量考试取消，为“标化可选”(Test-Optional)政策提供了现实助推。2020 年 6 月起，哈佛、耶鲁等藤校纷纷跟进。到 2022 年，超过 60% 的美国本科项目不再强制要求申请者提供标化成绩。

转折发生在 2022 年，麻省理工学院率先宣布恢复标化要求，理由是标化数学成绩对预测理工科表现至关重要。2023 年，哈佛等校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标化考试成绩比高中成绩更能预测大学学业成功，且对识别弱势背景的高潜力学生尤为有效。2024 年，哈佛、耶鲁、达特茅斯等藤校接连恢复标化成绩强制提交政策。至 2025 年，八所藤校中已有六所恢复这一要求。

教育评价本应遵循知识与能力的内在逻辑，应内嵌于专业共同体的实践。当评价被政治议程绑架——种族平等、满意度管理、反精英情绪——分数不再是对学习结果的实际度量，而演变为一种道德资源：用于安抚焦虑、补偿弱势、展示包容。

比起冷冰冰的考试成绩，温情脉脉的平等主义话语在整个教育系统都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结果导致评价信号失真：标准空洞化、结果不可比、反馈功能丧失。取消考试，看似拆除了一道“拦路虎”，实则破坏了学生仅凭自身能力争取教育资源的制度性通道。

福特汉姆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富裕高中的 GPA 膨胀速度远高于非富裕学校。这意味着，即使站在平等主义的立场上，分数的软化没有如预期那样带来改善，却使最需要标准保护的弱势群体失去了被客观评价和公平选拔的机会。

无独有偶，美国大学里评分权也被架空。长期以来，在“减少焦虑”“维护自信”的舆论氛围下，顶尖大学教授的给分从学术判断滑向安抚情感和回避麻烦。目前哈佛本科超过 60% 的给分为 A，耶鲁本科 79%为 A 或 A-，最高荣誉的 GPA 门槛已逼近 3.99。当 A 成为默认给分，成绩便从学术度量退化为安慰剂。痛感于此，最近哈佛大学以 70% 教师的赞成票通过决议：自2027 年起，每门课程的 A 等比例严格限制在 20%。从招生端到培养端，美国高等教育开始重新确认考试的价值。

一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先进性，并不因其曾经达到过的卓越水准就能自动维持，反而可能在富足中滋生惰性，在领先中轻视质量，在政治计算中迎合民粹。

评价改革的路线失误会造成公平和效率双双退步。当政治性压力迫使考试分数让渡评价权，招生陷入多样性的迷雾，教育评价沦为集体幻觉。当考试被轻易废除，教育失去了实在的反馈机制，学生不知道自己真实的位置，系统也失去了识别人才、配置资源的能力。

恢复考试分数的评价权，绝非回到“唯分数论”，而是拒绝让社会情绪替代教育判断。唯有诚实的评价，才能让教育摆脱利益群体的干扰，在真实的能力坐标中，为每个人找到值得奔赴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