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大学，真的没有未来？

导读：9月22日，康奈尔大学发布《美国大学的未来》研究报告。面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种种困境，报告并未局限于“压缩成本”或“增设课程”等具体方案，而是将目光投向一个根本问题——美国高校的“价值危机”。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大学的全球竞争力与吸引力相互成就，而这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三螺旋”模式：即大学承担知识生产的职能，联邦政府提供科研资源，企业吸纳大学培养的人才。社会公众相信高等教育能够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全球各地的顶尖人才则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如今，从高校“倒闭潮”，到顶尖名校科研经费遭到大幅削减，再到大学毕业生背负沉重学贷却难觅理想工作，美国大学正面临“生存挑战”。

美国大学的困境，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中国大学同样面临着一些共性挑战，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学龄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以及大学毕业生日益突出的就业压力等。但相较美国，中国大学所处的制度环境、发展阶段和肩负的使命有所不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如何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实现教育“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并强调要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与满足民生需求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大学既要回应普通人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期待，也要承担起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任。而在人工智能不断重塑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方式的今天，中国大学又该如何将规模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更高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而证明自身的价值？

那么，在技术变革与社会需求不断变化的时代，中国大学该如何证明自身的价值？作者认为，郑永年教授近年提出的“开源式现代化”，为我们观察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既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国际发展理念，也可以进一步延伸为知识与人才的组织方式：现代化不是把某一种制度打包封装，要求其他国家照搬复制，而是在保持自身发展主体性的同时，持续吸收外部资源、修正自身发展实践，并且在自身发展成熟后向世界开放共享。如果从这个视角重新审视大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大学如今面临的并非单纯的财政危机或是AI冲击，而是一场围绕“知识如何生产、人才如何培养、大学因何存在”展开的深层制度变革。

美国大学的问题不是AI

而是松动的“交换关系”

9月22日，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布《美国大学的未来》（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研究报告，系统探讨人工智能等因素对高等教育的深层影响。康奈尔这份报告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没有将人工智能简单视作一种全新的教学工具，而是看到了AI对大学制度根基的冲击。

过去，教师可以通过一篇论文的结构、论证和内容，大致判断学生是否阅读了相关材料、是否理解了核心问题，以及是否经过了独立思考与修改。虽然论文质量不能完全等同于学生的真实能力，但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的阅读、判断与写作水平。然而，如今生成式AI能够在极短时间内生成语言流畅、结构完整，甚至具备一定论证水平的文章。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一篇篇高完成度的作业中，究竟有多少内容来自学生本人的认知劳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恰恰相反，AI正倒逼大学重新思考：大学究竟应该传授知识，还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大学只是传递标准化知识，那么随着知识获取和文本生成变得越来越容易，其部分传统功能必然受到冲击。过去需要耗费数年时间才能训练成型的部分技术能力，未来只需学会如何调用工具就能掌握。但如果大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培养判断力，情况就截然不同。真正具备判断力的人，不仅能够找到答案，更懂得如何辨别答案的真伪、审视证据的可靠性，并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解释里找准真正的分歧点，而非简单选边站。

这正是康奈尔报告不断强调的“健全的判断力”（sound judgement）。这份报告最终提出的核心愿景，就是通过严谨讨论、公众参与、研究创新与跨领域协作，重新培养出这种判断能力。

对大学而言，必须重新厘清自身的价值究竟源自何处，以及能不能提供机器难以替代的认知训练？如果做不到，大学最终很可能会退化成一个收费高昂的认证机构。这也是为什么康奈尔报告除提出“AI素养”的概念外，更建议大学重新审视阅读、写作、讨论、研究以及评价体系。

比学费上涨更危险的
是“上大学还值得吗”的疑问

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办学与就学成本问题。

2025—2026学年，美国私立四年制大学的年度平均总费用（包含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已经达到约60920美元。美国教育部引用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数据指出，过去十年间，私立四年制大学的年度平均总费用从43880美元上涨到了60920美元[4]。

2006—2026年，美国私立非营利四年制大学公布的学费、食宿费用及扣除助学金后的实际净费用变化。

与此同时，2026年盖洛普调查显示，仅有38%的美国成年人对高等教育怀有“很大”或“相当程度”的信心，而在2015年，这一比例还是57%[5]。当被问到为何缺乏信心时，受访者提及的主要原因包括校园政治议题、教育成本过高，以及大学能否有效帮助学生进入就业市场。

2015年至2026年，美国公众对大学教育的信心总体走低。图源：美国盖洛普，2026年

大学价格上涨本身并不必然代表大学失去了价值。如果一个人花费十万美元，获得了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知识、能力、人脉资源与职业机会，那高昂的成本依然可以被看作一项值得的投资。

然而，如果当价格不断攀升，而大学却越来越难以清楚地证明这项投资究竟能带来什么回报时，教育的交换关系就会开始出现松动。过去，美国大学和个人之间存在一份相对清晰的契约：学生支付学费，大学提供教育和文凭，再由社会通过就业市场认可这份文凭的价值。这套体系的核心是各方都相信，这张文凭背后承载着稳定的能力信号。到了今天，这种信号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方面，人工智能拉低了部分知识和技能生产的门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成本却没有同步降低。于是学生自然而然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要花四年时间、背负巨额债务，去获得一些机器或者互联网早就可以提供的东西？

这其实和康奈尔报告里对“交易式教育”和“转化式教育”的划分高度契合。前者把大学当成一笔投资：交学费、学技能、拿文凭、进就业市场；后者则认为大学应当改变一个人的认知结构，让年轻人拥有重新认识自我、社会与世界的能力。问题就在于，当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时，第二种教育的价值越来越难用第一种教育之外的逻辑向公众解释清楚。一个家庭能理解“花六万美元读一个好找工作的专业”，却很难用简单的方式算出“学哲学能怎样提升判断力”的回报究竟是多少。

这也是当下美国大学面临的深层悖论。越是将教育视为一种私人投资，就越需要证明大学能够带来明确的经济回报；越是强调大学作为公共知识机构的价值，就越不能单纯以工资水平和就业率来衡量其成效。事实上，大学始终需要在市场需求与公共使命之间寻求平衡。

大学科研依赖政府

却难获得稳定支持

美国大学面临危机的第三个层面，是科研体系层面。二战结束后，美国构建起一套影响力深远的“联邦政府—研究型大学—科研人才”合作体系。大学负责开展基础研究，政府投入充足科研经费，博士生在科研项目里完成训练，企业最终吸纳这些研究成果和培养出的人才。美国大学的全球领先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托这套制度体系形成的。

但康奈尔报告早已明确将“大学与联邦政府关系的不确定性”列为当前美国大学面临的三大冲击之一。这种不确定性已经开始影响到博士培养工作。根据美国大学协会公布的数据，其55所成员高校2026年秋季博士项目的招生人数较上一年减少了15%，部分高校已经大幅压缩了新招收博士生的规模。美国大学协会（AAU）指出，联邦科研经费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大学对博士长期培养的承诺。

美国物理研究所2026年调查显示，55%的受访物理与天文学博士培养院系减少了面向国际学生的录取通知发放数量，34%的院系减少了面向美国本土学生的录取通知发放数量。

科研体系内部的时间结构也正在遭遇冲击。[6]大学科研最核心的特点之一，就是允许研究者花数年时间去钻研一个暂时看不到商业收益的问题。博士生当下研究的课题，可能要过十年才会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基础科学领域更是如此。如果科研经费越来越偏向按短周期、明确产出和即时回报来分配，那么大学就会越来越倾向于投入那些“立刻就能产生作用”的研究，而非“未来可能十分重要”的研究。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大学制度和企业制度最关键的区别。

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研发方向，但大学必须预留出一部分暂时无法证明价值的知识生产空间。因为真正有分量的知识，在诞生之前往往没人能预判它的重要性。美国过去之所以能保持优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拥有这样的制度空间。可如今，当大学的科研体系同时承受财政压力、政府关系调整以及公众问责压力三重挤压，这个空间正在不断缩小。

2021—2026财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累计批准的科研资助金额变化。2026财年截至4月的科研资助进度明显落后于往年同期，反映出美国科研经费支持放缓，基础研究的长期资金保障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于是，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浮出水面：如果大学既无法从政府获得长期稳定的支持，又不能通过市场证明所有研究的短期价值，那谁来承担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长期风险？这绝非美国一所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现代知识社会都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博士不再只为成为教授

高校人才正在走向社会

科研体系的变化进一步凸显了博士研究生教育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长期统计数据显示，博士毕业生进入学术领域工作的比例已经出现明显下降，越来越多博士进入企业、政府以及其他非学术机构工作[7]。

2004—2024年，美国不同学科博士毕业生进入企业及商业机构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升，其中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数学与统计学及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变化尤为明显。

这原本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整个社会都需要接受过高级科研训练的人才。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学现在是否还在沿用“培养未来教授”的标准来教育所有博士？如果一名博士最终进入企业、政府、智库或是国际组织工作，那么他真正需要具备的能力应该包括数据分析、政策研究、复杂问题解读、团队协作以及跨学科沟通，而不应只着眼于发表论文和获取终身教职。因此，康奈尔报告提出，大学不应该把博士进入产业界工作看作是学术道路走不通后的“退路”。博士教育必须面对一个现实：知识社会里的研究型人才，已经不再只服务于大学自身了。

这将带来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过去，大学是整个知识生产体系的终点；而未来，大学更可能只是知识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博士毕业生进入企业工作，不代表知识就离开了大学；进入政府工作，也不代表研究就此终止；进入国际组织、智库或是社会机构，同样可以继续开展知识生产和传播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的未来发展在于能否推动大学和整个社会之间形成更加开放的知识循环。

从“大学独占知识”到“社会共同生产知识”

郑永年教授提出的“开源式现代化”，一个核心特点就是反对将现代化解读为一种封闭的、可以由某个国家独占的固定模式。

2025年江南文脉论坛上，郑永年教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具备两大核心特征：其一，在开放拥抱世界的同时坚持走自身的发展道路；其二，在实现自身发展后主动伸出“梯子”，助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8]。（郑永年谈江南文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鲜活注脚）

2026年3月，他进一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核心就在于“开源”[9]（《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开源”》），其内核并非对外输出一套固定不变的发展模板，而是提供可供其他国家学习参考、对照调整、自主修正、适配本土的发展经验。

如果我们把这一思路从国家现代化的层面延伸到大学制度建设中，就能发现一组十分有意思的对应关系。传统大学本质上就是一种“闭源式知识组织”：知识由高校教授生产，学生进入校园获取知识，学校通过学位授予、毕业论文评审完成知识认证，最终这些知识被封闭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大学固然没有与外部完全隔绝，但现代大学的专业化与组织化特征，确实构筑起了极高的知识壁垒。

可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打破这种固化结构。如今，一名高中生就能阅读大学教授撰写的专业论文；一名普通程序员就可以调用最前沿的AI模型；企业的研究团队能够自主搭建实验室；政府部门可以直接设立专属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同样能够产出专业的政策知识。知识生产正在从大学内部向全社会各个领域扩散。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大学仍然将自己定位为“知识的垄断拥有者”，很容易就会丧失原有优势；如果转而将自己定位为“知识生产、验证、传播与组织的开放平台”，反而能收获全新的发展活力。

这正是“开源”理念带给大学最关键的启示之一：大学的价值不一定取决于它自身掌握了多少知识，反而可能取决于它能把多少不同类型的知识、人才与实践连接在一起。

这也就意味着大学需要主动打开办学边界：学生可以进入企业开展课题研究，企业可以进入大学参与课程建设，政府可以和大学共同设计政策实验，社会组织可以参与项目研究，大学研究者也可以深入真实的社会场景开展工作。知识不再只是由教授单向传授给学生，而是由不同主体共同生产、共同验证、共同修正。

美国康奈尔大学科技校区的跨学科协作教学现场。该校通过Studio项目。项目连接不同专业的学生与教师、企业及行业专家连接，共同探索技术创新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种开放式的大学形态，反而和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更加契合。因为人工智能真正擅长的是整合处理既有知识，而大学真正应当承担的使命，是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建立新的判断标准，并组织不同背景的群体共同解决尚未攻克的问题。

如果从这个视角重新审视当下美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就能发现不少看似互不相关的现象，实际上有着共同的制度根源：学费持续上涨，根源是大学越来越依赖内部的资源循环；科研经费波动不稳，根源是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原有制度契约发生了改变；博士培养规模收缩，根源是大学无法再承担过去那种长期人才投入；公众信任度不断下滑，根源是大学和普通社会之间的隔阂持续扩大；人工智能冲击传统教学，根源是知识生产本身已经开始突破大学的组织边界。这些问题表面上分属财政、科研、教育、政治和技术不同领域，实际上都指向同一核心问题：大学还能不能继续依靠相对封闭的制度来组织知识生产？这也是“美国大学没有未来”这个说法，最值得重新解读的地方。

美国大学并非真的没有未来。恰恰相反，美国至今仍拥有全球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体系、深厚的科研传统、强劲的人才吸引力与突出的创新能力。康奈尔报告本身也不是一份宣告“大学即将走向失败”的宣言，而是一次主动开展的制度反思。18位教授耗时一年，与6000多名利益相关方充分沟通，最终提出的核心方向也不是关闭大学，而是要重新构建大学与社会、政府、技术以及学生之间的关系。

因此，准确来说，美国大学走的“老路”没有未来，但美国大学本身依然有可能开辟出新的未来，关键在于它能否完成一次制度层面的自我更新。

未来大学的新形态?

报告对未来大学的构想，是希望通过严谨讨论、公共参与、研究创新和跨领域协作，重新搭建起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连接。

这对中国大学而言也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大学拥有更大的办学规模、更明确的国家战略需求、更完整的现代化发展框架，但这些优势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全球性的知识生产能力，要看大学能不能真正实现“开源”：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消除大学与社会之间的隔阂，打开中国经验和世界知识之间的边界。这大概就是“开源式现代化”给大学发展带来的最值得深思的启示。

一个国家真正的现代化，不只看它拥有多少所大学、多少名博士、多少篇论文，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形成一个持续学习、不断试错、反复调整、源源不断产生新知识的社会。大学的未来，在于能否培养年轻人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学习不同知识与文明的能力，使他们不仅能够适应时代变化，更能够创造新的知识与可能。这才是大学真正的“源”。

需要指出的是，“开源”的过程中，大学不能变成一个没有任何边界的开放平台，也不应把自身经验包装成唯一的正确答案。在这个获取答案越来越便捷的时代，究竟是怎样的大学，依然值得年轻人亲身走进它的校园，花费数年时光求学？谁能答好这个问题，谁才能真正握住大学未来的发展主动权，真正拥有大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