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量 自难忘---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

　　【万维读者网】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普遍患有眼疾，这在中国作家中是公认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诊断，但至少也算斜视——评委们几乎对任何语种的作家都表现过他们的慷慨，但是一面对中国，就成了标准的铁公鸡。诺奖百余位得主中，竟无一位中国本土作家。客观原因是有的，比如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的隔膜等等。我有个朋友在语言学院教外国人学中文，她的学生得用尺子量，才能搞清“己”、“已”、“巳”三个字的区别。汉语的意象是不可译的，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转译为《一个女人和一百零八个男人的故事》，无异于将施耐庵这样的大师，沦落为一个不入流的自由撰稿人。当然，例外也是有的，与中国文化背景相似的日本，20世纪就有三位作家荣膺该奖。这固然不公平，却也丝毫未曾影响中国作家对诺奖的一往情深，特别是在一两次失之交臂之后，这种单相思日益加深。日前于书肆盘桓，偶见丛书一套，收选叶兆言、莫言、刘恒、余华、苏童、潘军等几位实力派人物的个人集，新鲜出炉，丛书名颇打眼：“走向诺贝尔”，不知是否可成为秋波的一种。


　　瑞典文学院能否收到这批由中国人抛向大海的漂流瓶，我不得而知。我同样无法知道，瑞典文学院那些风度翩翩的大众情人，每天会接收多少不同肤色的作家们抛掷的媚眼。我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是否像其他奖项一样与“院外活动”有关，不知道该奖的“偶然”里，包涵着多少人为的必然。

　　我无意否定诺贝尔文学奖在推动世界文学发展方面取得的功绩，然而，中国文学的价值，是否须由他们来标价，却是大可怀疑。文学的光荣镌刻在时间里，任何机构、所有奖项，都不可能成为文学的质量监督局。将文学纳入诺奖的规则中，马尔克斯获奖，就令中国作家争先恐后去写《百年孤独》式的家族小说，那是中国作家的荒唐，是从“文革”的专制话语中死里逃生的中国作家，面对“全球化”时的一种慌不择路。

　　中国作家对诺奖的情绪颇为复杂，虽然“辗转反侧，寤寐思服”，却也“犹抱琵琶”，“欲说还休”，这一次公然亮出“走向诺贝尔”的口号，倒是一次真诚表白，贼心贼胆都有了。几年前，一家文学杂志创刊的时候，就以培养世界级文学大师，乃至诺奖得主为办刊宗旨。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固然表明了一种进取的心态，张扬了主观的意志，但是我以为，文学事业毕竟不是体育竞赛，亦非策划周密的申办奥运。群众运动和人海战术，该使的招也都使了，终归效力有限。说到底，文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它有赖于深入持久的耕耘，如友人彭程在一篇文章里所写：“它脱离了庆典、仪式的短暂和喧哗，而和日常的生活相依相偎，也因此具备大地的品性。真正的大事不事张扬，就像真正的劳动者不炫耀掌心的老茧。”（《大事不着急》，见《飘泊的屋顶》，第21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文学是黄土地上生长出的枝桠纵横的老树，有汉语铿锵的发音为它们命名，那些设计精美的国际商标，对它们无足轻重。

　　对诺奖的不以为然，很容易被等同于吃不到葡萄的狐狸。葡萄有酸有甜，不会因狐狸的尖嘴够不到它而改变味道，这是常识。但是这则童话的原创者同时违背了一个常识，狐狸是哺乳动物，食肉目，犬科，因而无论葡萄滋味如何美妙，狐狸绝不会被馋死。狐狸用不着诽谤葡萄，特别当它酒足饭饱之后，它完全可以将葡萄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展品，以一种从容的心态欣赏和玩味。对作家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葡萄，却绝不是粮食。诺贝尔文学奖囊括了帕斯捷尔纳克、萨特、加缪、泰戈尔这样的大师，也不乏赛珍珠这样抽得头彩的暴发户。感受过瑞典国王亲切关怀的作家，也只是世界文学的冰山一角。我相信许多诺奖宠儿的名字连同作品一起，早已如斯德哥尔摩颁奖大厅的镁光灯一样一闪即逝，迅速归于沉寂，而许多与诺奖无缘的作家，如托尔斯泰、帕乌托夫斯基、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哈代、略萨、茨威格、易卜生等，永远照亮着文学的天空。

　　这点道理并不深奥，丛书中的几位实力派作家，在长期的写作中一定形成了自己的准则。“走向诺贝尔”的这出戏，如无意外，乃出版者的导演。（本人也是出版业内人士，因而对这类昏招也很在行。）但是毕竟，几位作家做了台上的角色，并且收取了出场费。不知他们是否料到，化妆、布景以及打在他们脸上的灯光，都无一例外地篡改着他们原有的光辉形象。余华说过：“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活着〉前言》，见《余华作品集》第2卷，第2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但是作家的“内心”，常常像股票一样与行情有关。为国争光固然是好事，但是“与世界接轨”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将自己的文学移植到外界的体系中去。他们都是有想法的作家，是中国文学空间的开拓者，他们的作品中充满新鲜元素和个人发现，他们以后会做得更好，可惜的是，他们此番的欣然合作，却暴露出对自身价值的不自信，他们匍匐的姿态令人失望。

　　功利性是写作的敌人。这一原则从一开始就将真正的写作者同投机者区分开来。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中，我不知道有几人以夺取该奖为主要写作目标，将“走向诺贝尔”作为一个人的圣经，把斯德哥尔摩视为世界文学的根据地，把捏着选票的那些人当作全世界写作者的大救星和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十年寒窗，一朝发榜，有位客居海外的中国诗人周期性地出现在瑞典首都，等待金榜题名的一刻，已成为该市一景。我记得葡萄牙的萨拉马戈是在德国参加书展时得知自己获得了诺奖，而俄国的蒲宁获奖时，自己正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不久前在山西同作家李锐吃饭时，我提到了他此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据我所知，他是马悦然最为看好的中国本土作家（有趣的是，他并没有参加“走向诺贝尔”丛书）。他淡然一笑，半开玩笑地说：“20年内，中国作家可以不必惦记诺贝尔文学奖，大家可以踏踏实实写小说了。”从太原回北京的车上，我读他送我的著作《我的人类》，他这样写：“中国的作家和诗人们最大的幸运和最大的不幸都是因为一件事情——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使用的是象形的方块字。因为使用象形的方块字，使得我们在世界众多的拼音文字中卓尔不群。因为使用象形的方块字，也使得我们的诉说常常成为一种无人可懂的独白。”（《我们的可能》，见《谁的人类》，第29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现在看来，改变自己的母语怕是来不及了，那么，还是坚持自己始终如一的吟唱吧，纵然无人聆听，也绝不是因为我们的无能，而是由于对方的愚钝。


中华读书报 　　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