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外国纪录片中的百年中国

　　【万维读者网】外国人来华拍摄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刚诞生的那几年。1896 年，卢米埃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过纪录片，只是这些影片的名称和内容现在已难以考证。

　　1898 年，美国爱迪生电影公司的一名摄影师在周游世界过程中曾在香港和上海拍过一些素材，后来被编入《香港码头》、《上海街景》等6部短纪录片中。4年后，另一家美国电影公司根据其摄影师在北京、天津拍摄的素材编辑发行了《北京前门》和《天津街景》两部短片。

　　1908 年，在上海从事电影放映活动的意大利人劳罗也开始了拍片活动，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上海租界各处风景》、《强行剪辫》等片，而在北京拍摄的《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纪录了一个古老帝国的两位统治者的葬礼。

　　1909 年，法国百代电影公司的摄影师来北京拍摄风光片，也拍摄了纪录一些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何佩亭）的演出片断。同年，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在上海成立了亚细亚影戏公司，起初拍摄的大多是纪录片，如《西太后》、《不幸儿》等。

　　1925 年，苏联导演史涅伊吉诺夫与一名摄影师随同开辟莫斯科—北京远程航线的苏联飞机来到中国，在张家口、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拍摄了一些素材，被编入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此片后来更名为《东方之光》，作为苏联在国外上映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在西欧诸国放映。两年之后，另一位苏联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来中国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上海纪事》，影片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上海的情形，于1928 年在苏联上映。

　　1927 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一个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联合考察队开始对中国的西北部进行了持续8年之久的考察活动，过程中拍摄了大量的电影资料，曾在北京放映。1920 年末期，另一位瑞典人，考古学家安特森用电影纪录了自己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见闻，影片对塞外的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饰等都有所反映。


　　战争岁月的记录者

　　1935 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用一台16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36 年，斯诺在访问延安期间拍摄的一些素材，纪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形象，红军步兵和骑兵的操练、检阅和野战演习，八一运动会的球赛及部队的文娱生活，这些素材也成为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继斯诺之后，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海姆也辗转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反击》。
　　1938 年，又一位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罗曼·卡尔曼来到中国拍摄了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同年，荷兰纪录电影工作者尤里斯·伊文思历尽艰险来到中国，他拍摄的《四万万人民》曾在不少国家上映，对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此相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来华拍摄的日本纪录片不仅被用作鼓动日本民众和军队进行侵略战争的宣传手段，更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军国主义的外交手段。1937 年8月21日，就在“七七事变”一个多月后，“大日本电影协会”在中国成立了“满洲映画协会”，大肆制作宣扬伪满“国策”的影片。从1937 年至1945 年，该协会在中国拍摄了600 余部影片，其中半数为系列新闻纪录片，如《新闻周报》、《大东亚战争特报》等。

　　从1938 年到1943 年，日军曾经对重庆进行过200 多次空袭，出动战机9000 余架次，投掷炸弹两万多枚，炸死炸伤市民数万人……这段被称为“重庆大轰炸”的史实曾经被纪录在长达6个小时的电影资料片中，摄制者包括日本航空队的随军摄影师、德国驻华大使馆新闻记者以及原国民党中央新闻制片厂的摄影师。这些资料片在二战后曾经被美军缴获，后来几经辗转才流入国内。2001 年6月4日，根据这些资料片剪辑而成的51分钟的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纪录片在重庆试播，这是国内第一部反映60年前那场劫难的纪录片。


　　封闭与开放

　　1949 年9月底，25位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来到中国，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两个摄影队拍摄了大量的素材，分别被编入了两部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这两部影片于
　　
1950 年7月17日全部制作完成，上映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均获得了“斯大林奖”一等奖。这两部影片大概也是外国人在华拍摄的最早的彩色纪录片。

　　1955 年，法国纪录片导演克里斯·马盖来到中国拍摄了《北京的星期天》，享有法国“新浪潮之母”盛誉的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作为艺术顾问一同前来。1958 年，已经定居巴黎的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拍摄了纪录片《早春》，反映了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江南农村景象。

　　1960 年代，似乎没有外国人来中国拍摄纪录片。

　　1971 年，伊文思与罗丽丹花费5年时间拍摄了由12部影片组成的大型系列纪录片集《愚公移山》。1976 年3月初，这些影片在巴黎的四家艺术影院同时上映。也许是由于满足了西方人了解“封闭锁国”已久的中国的需求，此片仅在法国的映期就长达6个月，后来又在西德、比利时、巴西等国播映，受到广泛好评。1980 年代中后期，他们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在中国拍摄的另一部纪录片《风的故事》更成为纪录电影史上的杰作。1938 —1988 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1972 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这部影片让安东尼奥尼和他的电影在中国遭到全国性的批判。安东尼奥尼的遭遇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正如一位加拿大纪录片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些影片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冷淡，从来没有成功地与他们进行过密切的交流，只是一些由观光客拍摄的旅行日记般的有关中国的印象而已。

　　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冷战局面主导着国际关系。超级大国之间划定了不容“敌国”记者和游客涉足的势力范围。1972 年，美国与中国突然恢复外交关系的举动似乎成了打破冷战僵局的信号。基辛格精心策划的北京之行吸引了成群的西方记者扛着摄影机飞往中国，争相录下尼克松和毛泽东相互表达慷慨友谊的盛大仪式。友好的节日气氛为来去中国的其他旅行打开了通道，这些旅行的宗旨通常是为了拍纪录片。一位美国纪录片学者认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坦恩在中国》（1980 ，获当年的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可以说是这类影片中最意味深长和最温暖人心的一部，纪录了美国小提琴家兼指挥家艾萨克·斯特恩通过旅行演出为中美音乐界的合作而付出的努力，若是在几年以前，双方都会认为这样的举动是具有破坏作用的。

　　自1970 年代末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1979 年8月，一支由日本人和中国人联合组成的摄影队踏上了沉寂千年的丝绸古道。1981 年5月完成的《丝绸之路》播出后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丝路热”。此次合作拍摄的成功又诞生了后来的《话说长江》、《黄河》等系列纪录片。这类影片尽管总体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制作精良，但因受到题材等因素的局限，无法展开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使得这类影片更多地停留在考古探幽和对古文化遗址的重新解读上。这期间，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为题材、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纪录片应该说是英国导演菲尔·阿格兰花费三年时间在云南拍摄的《云之南》和 BBC 出资制作的《龙之心》。


　　新世纪以来，中国这块古老而富有生机的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吸引着更多国家的纪录片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