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杀人案:凶手记得每起案子的年月日

　　8月29日，受害人白兰(化名)父亲的家中，28年来，白兰当年在白银公司表演舞蹈获得的一束塑料花，一直摆在柜子上。

　　8月31日，曾经的白银市供电局宿舍。1994年和1998年，两起案件相隔分别发生在两栋大楼里。

　　8月29日，白银市人民路。2002年，一名四川籍女子在陶乐春宾馆遇害。之后，宾馆大楼被拆除重建，陶乐春宾馆扩大重新开张后也经历了更名。如今，大楼一侧还残留着“陶乐春”三个字。

　　8月28日，甘肃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城河村，嫌疑人高承勇老家的房屋，院门紧锁。村民介绍，高承勇已经多年没在这里居住了。

　　警察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

　　他说，我知道。因为我杀人了。

　　被抓的那晚，高承勇试图自杀。头重重地磕在审讯椅的凸起处，缝了三针。

　　自杀无望，他迅速平静下来，坦承命案的所有细节。11起杀人案，他记得每一起案子的年月日，甚至几点几分。

　　审讯室内，人们看到，说起再惨烈的命案现场，他脸上都是一种麻木般的平静。有人问他，对那么多死者和家属，你就没有任何歉意吗。他面无表情，摇头。

　　唯一流露感情的瞬间，是他提起两个儿子，“我这事儿，孩子不会受影响吧?”

　　高承勇不知道的是，这座城市被杀人案的阴影笼罩了28年。时间久到足够一代厂矿工人老去，另一代人长大。杀人往事，几乎与这座厂矿城市的衰落同步，成了人们记忆中最不愿触摸的部分。

　　收到疑凶被抓的新闻推送时，一些白银人正在出门买菜的路上。立在夏末秋初独有的、干燥明亮的街道上，他们兴奋地交谈起来。鞭炮声随后响起。

　　布满槐树的公路尽头，天蓝得不知所终，一段赤金的晚霞，有人拿手机去拍它。

　　厂矿子弟之死

　　每天清晨七点五十分，白银西北部的火车站，绿皮车的汽笛声准时响起。

　　这条运送工人的通勤铁路长25公里，已经运行59年。它虚弱地行进在群山褶皱之中，渺小地奔驰着。遥遥连接了公司站、六公里、三冶炼、东长沟，直达山里的深部铜矿。大西北总是这样，有了矿，便有了路。

　　四野空空茫茫，只有一片荒山，点缀着戈壁特有的芨芨草、红柳和铃铛刺。

　　白冶(化名)在铁路沿线的第三冶炼厂上班，这路线他走了快30年。最初是和妹妹白兰(化名)同路，但没多久，路上只剩他自己了。

　　1988年5月的一个下午，23岁的白兰在家中被杀。白家在永丰街133号。那是一溜平房，黄扑扑的土砖，连着住好几家人。

　　她颈部被切开，锐器伤有26处，失血性休克而死。她的周围，房间里乱成了一片。

　　白冶是第一目击者，从家里到附近派出所的那条土路上，回荡着他边跑边颤抖的声音，“杀人了，我妹妹被杀了”。

　　之后这些年，白家人的生活几乎是静止的，他们从原先的平房里搬出，也不再过春节。

　　白兰，白银公司铅锌厂的电工。因为长相漂亮又喜欢穿白球鞋，被工友们称为“小白鞋”。

　　她是典型的厂矿子弟。

　　白银产铜，北侧有矿山。建国后，苏联在此援建大型有色金属工业基地，有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简称白银公司。又因厂立市，1956年建了白银市。

　　这座城市太小，从南往北四公里，从东到西也不过十公里。

　　白兰的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受国家开发大西北的感召，在灰扑扑的荒山之间，开掘矿山，建设城市。他们有句口号叫“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白兰就是第二代。

　　七十年代末，是白银公司的好光景。人们说起那个最大的露天铜矿，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它创下过铜产量和产值利税连续18年位居全国第一的辉煌业绩。

　　当时的白银公司职工看不上政府公务员，认为他们工资低。如果不出意外，时髦漂亮的小白鞋，将会与当时同在白银公司铅锌厂的男朋友成婚。

　　“小白鞋”倒在床边，衣衫不整。案发现场惨烈，作案后还从容打扫，让警方认为凶手应有过踩点时间，该是熟人。他们推测，漂亮的“小白鞋”，不知招惹了谁，因情被杀。

　　没人想过这是随机杀人。侦查方向离真相越来越远。

　　1988年，白银的资源开始枯竭。当地虽经历了严打——偷工厂螺丝钉就判刑三年，但惩罚并未阻止治安变坏，偷矿的人多了起来。他们把矿石放在包里，或扛着越过荒山。

　　这一年，也是一河之隔的兰州市青城镇农民高承勇之子出生的年份。高承勇事后对警方供述，他本是为了盗窃，被撞破后杀人。

　　由于作案手法残忍，附近居民记了很长时间。

　　但白银公司太大。公司职工回忆，作为个案，“小白鞋”的死也仅在邻居和铅锌厂内流传。

　　熟人社会的命案隐伤

　　白银市供电局，厂矿城市白银的心脏。

　　它坐落在城市正中心，正对面是汽车站;它的供电线路遍及三县两区，北到内蒙古，辐射两万八千平方公里，是无数轰鸣机器的命脉。

　　这里工作安稳、福利优渥，是一个挤破头才能进得去的好单位。

　　也就在这里，接连发生两起命案。

　　1994年，食堂女工石晓静(化名)死在供电局宿舍里。她19岁，刚上班半年。室友叶文霞发现时，她躺在床上，颈部被薄刃切开，上身、后背有锐器伤43处。

　　血呈喷射状布满整面墙，警察张端(化名)分析，这说明是迎面捅的。

　　单身宿舍的公共洗衣房里，留下一摊血水，凶手曾在此清洗身体。离开前，他还在宿舍门拉手上留下一个血指纹。这让张端觉得权威受到挑战——凶手根本不做任何掩饰，指纹都懒得擦。

　　当时的员工宿舍如今还在使用。老式小楼刷成红色，粉笔那样淡淡的、潮湿的红。街道宽阔而安静。天空深蓝，院子里缠绕着青翠的草木叶子。丝毫没有命案存在过的痕迹。

　　供电局是个熟人社会，人人都沾亲带故一般。消息藏不住，一个人家里有什么事儿，很快全栋楼就知道了。

　　同楼层住的都是单身或刚成家的年轻人，有东北的，也有南方的。每到饭点，人们就端着饭来来去去串门儿，东北酸菜和南方水饺的味道在楼道间流动。

　　下了班，从楼梯口走到家，能走半个小时，逢人都要掰扯几句。在家时，大家不爱关门，从没觉得不安全。何况，楼下还有保卫科日夜守着。

　　警察张端跟这个案子20多年，他脸庞黑红，眼神尖锐而明亮。但此次交手中，被凶手一招溃败。这种失败感比莲芯还苦。

　　那时，人们还曾怀疑，凶手是与石晓静在保卫科做干事的哥哥结了仇，泄愤杀人。

　　但四年后，8岁女童姚某同样在供电局宿舍被杀。案发地离石晓静宿舍的直线距离不到50米。

　　同伴的回忆里，姚某眉目如画，笑起来大眼弯弯。她是靖远县人，刚随父母从靖远来到白银。没房子，一家三口窝在单身宿舍里。

　　那天她父母下班，找不到孩子，报了警，最后在家中的柜子里找到她。衣服没了，身上没有伤口，阴部撕裂，被皮带勒住窒息而死。

　　高承勇事后回忆，杀完人他口渴了，自己还沏了一杯茶，加了点儿姚家的茶叶。

　　喝茶的玻璃杯被他遗落在桌上，还留下了指纹。张端因此一度觉得，是同单位的熟人作案，茶是小姑娘沏的。

　　如果说第一起命案是泄愤，那第二起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无差别杀人了。

　　人们内心被恐惧笼罩。一种反应是迅速搬走，没搬走的，下了班都会闭门锁户。以前那样家家房门大开的日子，不再有了。

　　石晓静楼上的住户李静(化名)搬走了。案发前，李静家中保姆曾提醒，水房边有陌生男人在张望。命案后她心下一惊，逃也似的带着刚出生的孩子离开，再也没住回来。

　　职工们的另一种典型反应，就是对供电局保卫科和刑警们无能的愤怒。

　　因为门禁森严，警方两度把嫌疑人划定在供电局内部，一位民警至今还保留着两厚本嫌疑人的资料，记录了每个人的爱好、外号、跟谁走得近。但要么没有作案时间，要么条件不符，所有嫌疑人一一排除了。

　　最初，警队的临时指挥部进驻供电局，吃住都在大院，但调查长久没有进展。职工们骂得不行，每次张端去食堂吃饭，总有人打趣，“到点了，又来吃饭啦?”

　　第二起案子后，张端不在大院吃住了。不在那里久留，看完现场，灰溜溜地离开。

　　他回忆，案子破不了，他心里像过了火一样。

　　从寂寞城市的舞厅查起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时代变迁。比起工厂破产、工人下岗的浪潮，不管是“小白鞋”之死，还是供电局两起命案，都只在单位内部引起震动，未触发大范围的关注。

　　90年代，建市时为解决男职工婚配问题设立的棉纺厂最先减产。氟化盐厂等较边缘的企业，或买断工龄，或清退员工。铁板一块的国营体制出现松动。

　　卢克诚在这段时间里任白银副市长，他说，效益不好导致公司内退、提前退休的情况并不少见，闲散人员增多。

　　人心思变的季节到了。白银小城里，除了壮丽的天空、粗粝打在人身上的沙子、光秃秃的荒山与槐树环绕的街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但白银偏安一隅，少有人想着出门，长途汽车站一天都卖不出去几张票。闲赋的人们无处可去，常在大街上游荡。

　　1998年1月，凶案又起。杨洋(化名)在家中被杀。她独居在胜利街，丈夫是皋兰县粮库的工人，两人聚少离多。

　　和此前凶案手法相同，她颈部被切开，有锐器伤6处。杨洋在死前曾剧烈抵抗，尸体肌肉僵硬，床上有明显的抓痕。

　　她是舞厅的常客，接触的人相对复杂，刑警们推测是熟人作案，排查方向调转，指向了舞厅、坏怂和前科人员。

　　90年代末，舞厅、咖厅、洗头房传入，在白银一夜间成为风潮。

　　冬天的白银那么冷，一二月间，动辄零下十度。戈壁的风在空中怒飞，声响巨大，仿佛窗外有个海洋。路上积雪及膝厚，白茫茫的原野一望无际。但人们还是要出门跳舞。

　　工厂萧条，人心涣散，上班的人，早上去单位签个到，就奔舞厅而去。

　　舞厅是命案的高发地。年轻的荷尔蒙无处发泄，你踩了我的脚，我请了你心仪的姑娘跳舞，都成了打架的理由。每个舞厅的标配，是门口两个维持秩序的彪形大汉。

　　各个工厂的俱乐部都改装成了舞厅，挂一个霓虹灯球，热闹得很。七八个人组个乐队，翻来滚去弹那几首曲子，声震四野。搬着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铁椅，堆满了舞厅的墙角。

　　那段时间，“白银强奸杀人案”的嫌犯高承勇也爱上了跳舞。交谊舞，在邻村的舞厅，两块钱一个人，能跳上一整天。他曾因拥抱别人女朋友而被刺伤，目击者称，“血流得呼呼的”。

　　焦灼的年头，人们的情绪被放大了。世道乱起来。相继出现卖瓜小贩被杀、抢劫杀人、帮派火拼杀人等案件，捅死了不少人。

　　嫌疑人一个个排查过去，看着像，证据又都不够，张端心里像是汽车打火打不着，又兴奋又痛苦。

　　破案遥遥无期，但排查没有停止。警察在黄河这岸的市区，逐户摸排。而高承勇在黄河那岸，继续生活。

　　恐慌1998

　　被抓后，高承勇告诉警察，1998年，他到了一种不杀人就心里不舒服的状态。

　　他便骑着自行车从青城镇到白银城，在街巷间四处游荡，寻找独行的年轻女人。尾随，然后进屋、一刀抹颈。

　　这一年，他罕见地制造了四起命案。春节前后，三天他连杀两人杨某和邓某;7月份，8岁女孩姚某被勒死。11月份，氟化盐厂女工崔某倒在客厅一片血泊中。

　　往往张端还在开上一个命案的会议，下一个命案的报警电话又打来了。十几个刑警刷地站起来往外跑。警笛响彻空荡的街巷，车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相比以前，这些作案手法也愈发暴力。

　　杀人后，高承勇取走了杨某整个头顶的皮肉，和邓某背部近30厘米皮肉。

　　女工崔某除了颈部被切开，上身有22处刀伤，其下身赤裸，乳房、手、耳朵都没有了。

　　刑警王洋(化名)说，进现场时，碰到担架抬死者出来，一只手吊在担架外，他想把它放回去，顺着胳膊，摸不到底，“怎么是个棍”，他吓得差点摔倒了。

　　供述时高承勇说，他把割下的这些器官都扔进了黄河，然后回到青城镇的家。

　　在张端眼里，白银人不存在这么极端的杀人方式。他们耿直，彪悍，不打嘴仗，上来就爱动手，刀也动，骨折、脑震荡是常事。杀个人也简单。人们听说谁把谁杀了，“哦”一声就过去了。而这次看到现场，杀得那么惨烈，“啊?”才引起大家关注。

　　没过多久，城里传言四起：白银出了个“杀人狂”，偏爱红衣、长发、高跟鞋的年轻女子。还有传言称，凶手的前女友喜欢穿红色衣服，后来两人闹掰，所以他怀恨在心。

　　在灰扑扑的厂区，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着装要求，人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的确良工装，单调而沉闷。一位当年的纺织女工回忆，正因如此，年轻姑娘们下班后格外爱穿红色，它那样明亮，让人快乐。

　　但连环凶案将这种美好“变异”了。

　　白银市图书馆管理员李春(化名)除了本命年时，买一件红衣穿两天，其他时候再也不穿红衣服了。她甚至有些讨厌红色。那几年，街上看不到红裙子，甚至看不到披肩长发，女孩们都把长发挽起。

　　人们还总结出杀人狂的作案习惯，在大街上疯传：是外地人，冬天来作案，夏天不来。有几个千万不要去的地方：银水巷，传言那里捡到过一条人腿;冶炼厂家属院以及新开发的人少、幽暗的地方。

　　恐慌情绪还影响到了学校。学校开始提前两个小时下晚自习。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多了起来。十多年过去，提早的晚自习时间，沿用到了现在。

　　一位中学教师的家在一个幽暗的巷子里，她总让家人留着灯，上完晚自习回去，她会踹几脚墙，弄出点声响壮胆，还让丈夫出来接她，“现在想想，有些后怕”。

　　刑警王洋的记忆里，那时警方接到的报案剧增，常有人怀疑自己被尾随而报警，当时白银公司保卫处的一位侦查员，听到一点消息，“刷地就扑过去”。老百姓和警察都已经草木皆兵，“快要神经了”。他说。

　　凶杀案的恐慌就像瘟疫一样在城市蔓延。而资源枯竭的危机、经济的极速下滑在这一年同样显现。

　　曾经效益好、包分配、收入比市里职工高出三分之一的白银公司，开始发不出工资，白银公司职工羡慕起白银市职工。这座城市的多数人，都在迷茫与恐惧的氛围里生活。

　　疑犯消失的十四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受害者家属跑到警局打听，张端潜意识里都希望躲得离他们远远的。

　　有DNA，对比不了;有指纹，只能肉眼识别;有画像，没有天网系统。明明证据都有了，但悬案十多年没破，这让他发窘。

　　2000年冬天，再次案发。棉纺厂家属院里，29岁的罗某被杀死。与此前命案类似，她颈部被切开，双手被取走。

　　警察们最悔恨的是，2001年，他们曾与疑犯擦肩而过，丧失了抓住他的机会。

　　这一年5月22日，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那头的张某已不太能说话，她呼噜了几声，说自己在水川路的家中被害，民警没听清地名，便没有出警。就此错过。

　　张家人打了120。医生赶到后发现，张某被割了喉，便再次通知警方。水川路与白银分局刑警支队一街之隔，但为时已晚，死者只留下了两个关键信息，“长发”、“本地”。

　　后来张端分析作案时间，要是接警后能及时赶到，警察应该会与凶手迎面撞上。因为逃离现场的路只有一个出口。

　　而机会一旦失去，就不再有了。2002年，凶手在陶乐春宾馆三楼再次作案，将25岁的朱某颈部切开。从此停手，消失。

　　被抓后，高承勇解释停手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年纪渐长，杀人逐渐吃力起来;二是两个孩子到了上学用钱的时候，他便去了内蒙古做建筑工。

　　2004年，侦查白银连环杀人案的专案组成立。

　　报纸开始悬赏20万缉拿凶手;嫌疑人的画像出现在白银大街小巷以及电线杆上;白银公司电视台循环播报着征集凶手线索的简讯;白银启动针对全市男性的“打指纹”行动。

　　如今的年轻人们在当初还是孩子。他们都记得，警察曾深夜造访，拿出两张有塑封的纸，每一张上面有五格，分别对应大拇指到小拇指，他们的父亲用每根手指在墨盒里滚一下，再用同样的动作将手指滚在纸上。

　　这些是一代白银人的集体记忆。

　　但大规模的指纹录入并没能抓住凶手。作案后这些年，高承勇一度在外游荡，不在一处定居或长期工作，试图消失在人海，成为某个建筑工地里沉默寡言的中年民工。

　　每次全市录指纹，皆声势浩荡。没有录到高承勇指纹的原因，王洋猜测，可能基层民警并未面面俱到，也可能每到此时，他便躲了出去。

　　此后这些年，小城白银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9起命案现场，只有氟化盐厂家属楼和供电局家属楼还在，第一个现场的永丰街平房早已拆除，棉纺厂变身商业小区，水川路的老房子如今是个在建的工地。

　　2004年，白银公司宣布破产。第二年便有20多万人离开白银，年轻人们外出谋生，老人们则留守在此。

　　2008年，白银被国务院正式确定为全国第一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

　　驾着车往白银城北开，大工业时期繁盛的工厂，已经有大部分停产。厂房还在，但早已破败，门窗尽去，当年的设备都堆放在地上，尽化为土。

　　黄灰满天的公路上，还有些大卡车拉着矿石穿梭其中，车陷在泥灰里走走停停。一位矿工说，深部铜矿探明的矿，最多还能支撑四五年。

　　案件悬而未决的这些年里，除了必要的场合，张端再也没主动穿过警服。他见过那九具死者的尸体，闻过命案现场浓稠的血腥味，“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不想把这人给抓住。”

　　直到今年，高承勇一位远房堂叔的DNA，因行贿被录入数据库中，警方将它与当年命案现场留下的生物痕迹进行了比对，由此锁定凶手。

　　张端终于把绣着“POLICE”字母的黑色汗衫和警用皮带都翻了出来。它们被他冷落在衣柜里十几年。

　　微信头像，也让闺女帮忙，换成了自己穿警察制服的照片。

　　走在街上，每逢有人问起案子，他总是笑眯眯对他们说，“这下没问题了吧!”

　　张端穿着警察制服坐上白银的公交车。车窗外，淡金色的风吹动衣襟，光线里仿佛有细细的金沙。正是这个边陲小城最好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