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隐秘群体 把广电总局 京东都告了

　　一本教科书激起了广州女大学生西西（化名）挑战暨南大学出版社和电商平台京东的决心。

　　生于1997年的西西是一名女同性恋者，初中时就发现自己喜欢女生。

　　在大学的一节辩论课中，她发现一些同学对同志群体怀有恶意，“同性恋是变态，怎么能允许他们结婚？”“同性恋是性心理障碍，这些不都是明摆在教科书上的？”西西认识到，这些同学的知识仍然十分陈旧，这些知识的来源是被公众认为绝对正确的教科书。

　　2016年4月，她发现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将同性恋划分为“性心理障碍”和“性变态”，并称同性恋是“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现象的倒错”。她致信要求出版社改正、多番交涉不果后，西西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产品质量纠纷”诉讼，指该书存在错误、误导等明显编校、内容质量问题，将出版社与贩售平台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京东）告上法庭。

西西认为，暨南大学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书“污名同性恋”

　　西西的律师于丽颖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两被告出售质量不合格的书籍，应承担相应责任。

　　该案本将于去年10月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已两次延期，目前仍在等待法院的开庭通知。

　　对决广电总局

　　利用法律手段维权的同志并不只有西西一人。去年12月，上海白领小五（化名）则对中国广电总局提起了行政诉讼。

　　去年6月，广电总局主管的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称同性恋属于“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是“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

去年5月，台湾大法官宣布禁止同性结婚是违反宪法，使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图为2009年台湾同志游行

　　看到这项通则后，小五“觉得被侮辱了”，“台湾刚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马上又看到这个消息，落差很大”。

　　小五向广电总局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通则》将同性恋界定为“表现和展示非正常性关系、性行为”的法律、政策依据等。总局回复称，小五要求公开的一些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所指的政府信息。小五再申请行政复议，广电总局回复说“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指申请人不服可提起诉讼。

　　去年11月，小五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撤销广电总局发给他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要求广电总局重新作出信息公开告知。

　　几周后，小五收到了法院的立案告知书，目前在等待法院开庭。

　　官方滞后民间

　　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份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报告显示，大部分受访者都对性的多元持开放、接纳的态度。

　　三万多个受访者中，有70%不赞同将同性恋视为病态，近85%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表示保护性少数人群的权利。

　　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相较于社会的包容性，“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有点滞后，像《通则》把同性恋等同于淫秽，就是落后的表现”。

　　李银河说，在立法方面，当局未立法保护LGBT群体；在联合国反对根据性取向进行歧视的决议中，中国投了弃权票；在影视文化方面，同性恋题材网剧《上瘾》被下架，这些都是官方滞后的表现。

　　1997年中国修订《刑法》，删除了可用来惩处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和“鸡奸罪”，2001年新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划分为病态，但之后中国一直没有制定保护LGBT群体的法律。

　　无奈策略

　　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负责人燕子（化名）指出，LGBT群体在面对歧视时，不能直接引用某条有关平等权益的法律，只能利用跟其没有直接关系的法律打官司，“是一个无奈中的策略选择”。

　　“侵权或对同性恋的歧视行为是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可以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去寻求救济，”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宇说。

　　最近几年的几起案例包括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一般针对的是政府部门，包括广电总局、教育部，起诉大多是因为要求政府部门进行信息公开，而政府的回复未让申请人满意，如小五参与的案子；民事诉讼主要是起诉对LGBT群体存在歧视的公司或进行同性恋扭转治疗的医院，如西西的案子。

　　王振宇举例说，他所代理的中国导演范坡坡诉广电总局一案中，范坡坡因为其导演作品《彩虹伴我心》被各大网站删除，向广电总局寄出信息公开申请信询问删除理由，但广电总局的回复并未让范坡坡满意，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诉广电总局。

　　在民事诉讼方面，王振宇指出，不同的案件可以引用不同的法律，比如涉嫌就业歧视的案子，可以引用民法中的名誉权、人格权以及劳动合同法，如果是扭转治疗的案子，就可以用民事侵权法。

　　诉讼能带来改变吗？

　　小五说，他参与的这起案件可能不会胜诉，但结果已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在同志群体圈内外有影响，“让大家都能关注到这个事情，意识到我们这个群体”。

　　西西则十分看重输赢。她认为，案子一旦胜诉，可以用胜诉的结果去影响与教材有关的利益相关方，促使他们作出改变；如果输了，可能会让大众认为同性恋在中国还没有去病理化，从而加深歧视，也可能让LGBT社群丧失信心。

　　而在王振宇看来，这样的诉讼虽然有胜诉有败诉，但影响力很大，可以向公众宣示这个群体的存在，宣示他们的权利，同时促进法律和政策的改善。

　　“一般学生都会相信教材，如果看到教材说同性恋是病，同性恋会觉得自己有问题，不是同性恋的会歧视同性恋。经过诉讼，反复强调这个教材是错的，不是同性恋的学生就不会再歧视同性恋，同性恋也不会再自卑，”他说。

　　王振宇曾代理女大学生秋白诉教育部一案。他认为，虽然案件败诉，但让更多人关注到了教材存在的问题，传播的信息能让出版社和作者有所反思。

　　秋白诉教育部案败诉后，她与全国各地多名志愿者一起整理出全国47本“错误描述同性恋”的高校教材，向全国20家出版社、79名编者寄出邮件，要求修改书中的言论。据秋白统计，将有20本得到修正。

　　西西说，之前秋白的诉讼主要是针对教育部，而出版社和编者都没有被追责和讨论。

　　“希望通过我的案子让出版社和编辑这两个相关责任方关注到这个事情，”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