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心了！深圳家长为何深夜集体下跪？

这两天，深圳发生的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一群花了几百万买房的家长，来到教育局门口，跪下了。

为了获得深圳高级中学初中部的学位。

他们身后，还跪着有几位学生模样的孩子，也是跟着来维权的吗？

我不知道，这些家庭的孩子们，看到父母下跪求学位，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一定是五味杂陈吧。

无论能否最终入读“好学校”，他们的心灵，都会被残酷一幕所震撼吧？

更何况是在深圳，房子动辄上千万，好学位也关系到巨大的利益。

学位与尊严，孰轻孰重？

这真的是，魔幻现实给出的一个灵魂拷问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5月26-29日，是深圳市福田区学校初验报名信息的时间。 

然而到了最后一天，本具有深圳高级中学初中部学区房资格的泰安轩、竹园小区、财富广场、泰然公寓、安华小区部分业主，却收到“初审不合格”的信息。

问题就出在房子上。

根据福田区积分入学规定：一类基础分是80分，起码要在学校报名地段有一套住宅。但如果房子属于商务公寓等宿舍用途，会归到三类用地分类，基础分降为70分。

这样一来，买了“商务公寓”性质房子的业主，几乎就没有机会入学了。

上述这些小区的业主，大户型的房子没有受到影响，但小户型的房产，入学审核就被卡住了。

他们的房产证上，房屋性质写着“住宅/单身公寓”。

教育局给的回复是：他们的房子，被归为“三类用地”性质，基础分为70分。

消息一出，家长们立马炸了锅： 

他们说，房子虽只有二三十平，但之前在小学入读都是被认定为住宅，而不是公寓。而且，购买的价格也是一样的，都是十多万一平。

链家显示，其中一个小区——泰安轩，4月二手房均价超过10万/㎡，一套四五十平的房子，要四五百万。

另外，同样是积分入学，他们的小孩可以上这个地段的小学，之前申请深圳中学初中部也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今年突然不行了？！ 

于是，这些家长选择维权，还出现开头下跪的一幕。

要知道，买得起这个地段房子的家长，很可能也是千万资产了。

但在金贵的学位面前，还是难免一跪，实在令人唏嘘。

对于这件事，深圳高级中学初中部是这么回应的：

考虑到有人花了一千多万买了正式的住宅商品房，还要担心自己的孩子积分不够不能入读。

学校的招生压力“太大”，对招生范围作出调整。

似乎，学校在为千万豪宅业主打抱不平：凭什么花几百万买的小户型，就可以和千万豪宅业主一样享受优质学位？

福田区教育局也回应，先把“不通过”状态改为待审，尽快给出情况说明。

我在之前的文章《学区房，变天了！上千万买房，可能一文不值，咋办？》里总结过，买所谓的“学区房”，起码有三大风险，其中一个就是：

人口结构导致学位爆满的问题。

家长一窝蜂地抢购优质学区房，大量适龄孩子涌入学区，导致小区人口结构被扭曲了——原来规划好的配比学位，很快就不够用了。

教育部门只能调整政策和招生范围，不少学生就可能失去就读名校的机会。

就像一个魔幻的循环：

家长对好学位的愿望太过强烈，扎堆造成名校学位紧张，反过来导致部分孩子无法入读，家长为求学位而下跪……

这也是教育部门推进“多校划片”的重要原因。

再不加快改革，好学校已经快装不下那么多学生了。

就连老牌的学区房都靠不住，更何况开发商新出售的学区房了，不确定性更大，频频爆雷。

我查了查，为这糟心的事，中国的家长可没少下跪，一片膝盖，太心酸了。

5月初，也是深圳。

泰禾北京院子的业主，齐刷刷飞过来，跑到泰禾深圳院子门口，齐刷刷下跪维权。

 为什么不在北京维权，非要来深圳？因为项目都停工了。

估计工地上人影都找不到。他们购买的楼盘停工半年多，部分业主甚至没有网签，质疑泰禾集团资金链即将断裂。

这些业主估计比深圳的家长更富裕，毕竟一套北京院子，就要一两千万。

千万富翁，在房子维权时，也同样不值一提。

2018年底，河南郑州。

不少买了豫森城项目的业主，聚集维权。

本来，购房协议约定，2017年年底就可以交房。但业主们又等了一年，不仅房子没有交付，开发商还要让业主再交3900元/㎡的装修费。

如此奇葩的事件，让业主们欲哭无泪。

记者前来采访，一位年长的阿姨，见到记者立马跪下了，嘴里念叨着：“闺女啊，再没有效果，就没有俺过的日子了……” 

我查了查，这个小区现在的状态依然是——无法正常开工，极有可能烂尾。

还有的业主，跪求开发商退房款。

2014年，西安40多人身穿统一的白T恤，在一个开发商的物业办公楼前下跪。他们都是小产权房“美美景园”的业主，抗议开发商没有按约定退款。

但并不是每次下跪都有用，有时还可能被抓。

去年11月，30人聚集在定州市政府门前，采用下跪的方式反映所住小区的住房问题。

他们并没有等来“包青天”。 当地公安局以“严重扰乱了市政府正常办公秩序”为由，抓了4人。 

中国式维权最惨烈的方式，除了跳楼，大概就是下跪了。

印象中最早的是农民工下跪讨薪。

改革开放后，南下的火车，满载着农民工，来到都市，挥汗如雨。

他们能拿到比家乡高得多的工资，但也要冒很大的风险。

包工头老板一度跑路成风，留下一堆烂尾工程和没结清的工资款。

知识水平有限，加上人生地不熟，农民工求助无门，只能通过最古老的下跪方式，以期遇到“包青天”，替他们拿回应得的工资。

但结果，真的要看运气了。

为了帮农民工讨薪，2012年底，59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景一，也在三亚市信访局门前跪下了。

他代理的三亚一家农场83名职工相关农场经营权案子，两审都判败诉。

他说，自感走法律途径无望，只能下跪。

甚至他的学生都激烈反对，认为“这不是一个法律人应该提倡的做法”。

现实酸苦，许多人为之动容。

那么，下跪式维权，有没有用？

很多时候，真的有。

下跪这种极端的情感表达诉求，给人带来冲击，更能打动人，真的可以促使问题快速解决。

跳楼、跳桥、下跪，都是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给相关方面施压的做法。

但是，当家长们为了学位下跪，双膝落地的一刻，真的让我百感交集。

只要有一天，对学区房的狂热没有散去，学区房的彻底改革和房价的降温，就很难到来。

下跪，也许夺得了话语权，但失去的是尊严和平等。

泰禾北京院子业主到深圳下跪维权，就引起了议论纷纭。于建嵘评价：“自己跪，是奴才；请人跪，是妖怪。”

 为孩子争得学区房的夙愿，在很多家长的心里扎根，浇不灭、拔不掉。

我不想苛责这些家长们，他们可能也感到万分无奈，觉得自己走投无路。

但在维权时，也要想想，千方百计把孩子送进名校，为的是什么？

这一跪，给孩子树立了什么榜样？

学会站着做人，比学习知识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