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培武：我是反侦查老手，但是最后还是...

由民警到死囚，再由死囚到民警，这就是昆明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匪夷所思的一段生死经历，至今，回忆起他仍心惊胆颤！

案情回顾

1998年4月22日上午，在昆明市圆通北路40号，警方发现了一辆被丢弃的警用昌河牌微型面包车，车内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现场勘查后证实，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辖的路南县(现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晓湘，两人身着便服，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

警方认定，杀人的凶器便是王俊波随身佩带的“七七”式手枪。枪支去向不明。

冤起

1998年4月22日14时许，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正在焦急地寻找失踪的妻子王晓湘，却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妻子王晓湘被杀害，而自己成了杀人嫌疑犯。

审讯一无所获。5月2日，杜培武被送往他自己的单位戒毒所，由专人看管起来。

6月3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他坦然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把一条条导线连接在他的身体各处。

提问：“你杀人了吗？”

“没有！”

结论却是“说谎”。

一男一女对杜培武不厌其烦地测了一整天，最后的综合结论是杜培武在说谎———换句话说，杜培武将被当作杀害“二王”的重大嫌疑犯。

案件的审理由此转入残酷的第二阶段。

从测谎的当天晚上开始，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喝令他交待杀害“二王”的犯罪过程。他们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吊一段时间后，在脚下塞进一个凳子，以换取杜的“老实交待”。杜不断地声称冤枉，这又被认为是“负隅顽抗”，审讯人员便又猛地抽掉凳子，让杜突然悬空，如此反复……

这仍然不能令杜培武屈服。审讯人员又用高压电警棍逐一电击他的脚趾和手指。

那些审讯人员有的跟杜培武熟悉，他们在用刑的时候，冷冷地对杜培武说：“对不起了！”

这一幕并非发生在某个秘密场所，而是在公安局的大院里上演，杜培武早已变了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使得许多正直的警察不寒而栗，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挺身而出，作为指控秦伯联等人刑讯逼供的证人。

酷刑下，杜培武被迫低下了不屈的头颅，他开始“供述杀人的罪行”。

“为了不挨打，我不仅要按照审讯者的要求说，而且尽可能地揣摩他们的意图。”杜培武说。

编好了“杀人现场”，“杀人枪支”的下落却苦了杜培武。他“交代”了一个地方，刑警们马上就押着他去找，找不到就吊起来一顿毒打。杜培武绞尽脑汁想了一招————“枪被拆散，沿途扔了，扔到滇池里去了……”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回看守所。专案组的其中一个小头目警告说：“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点击阅读：体制内潜规则大全（超实用）

从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没有睡过觉，“跪在地上回答问题就是最好的休息，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缓一缓，补充一下体力。”

其间，杜培武于1998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他认为，从4月22日至7月2日一共70天被限制人身自由属于非法拘禁。

这个时候，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已经不像样子了：目光呆滞，步履蹒跚，两个手腕和双脚踝均被手铐、脚镣吊烂、化脓，手背乌黑，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似的。

几天后，杜培武慢慢缓了过来，他写好了《刑讯逼供控告书》，交给驻所检察官范显忠，这位检察官当着上百名在押疑犯和管教干部的面，为杜拍下4张伤情照片。这4张照片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审：11名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律师为杜培武作了无罪辩护。

公诉机关指控杜培武的杀人动机是：“因怀疑其妻王晓湘与王俊波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对二人怀恨在心。”

令人关注的是，公诉方同时提供了侦查机关利用“高科技”手段获得的证据：包括警犬气味鉴别、泥土化学成分分析、“拉曼测试”(射击火药残留物测试)等。称其检测物来源为昌河面包车离合器踏板、油门踏板、刹车踏板上的泥土，与杜培武所穿鞋袜的气味相一致；与其衬衣及衣袋上粘附的泥土痕迹、衣袋内一张100元人民币上的泥土痕迹等为同一类泥土；在其所穿衬衣右袖口处检出军用枪支射击后附着的火药残留物。

据此，侦查和公诉机关认定杜曾驾驶过这辆微型面包车并且开过枪。

或许是要借以展示超强的刑侦技术力量，控方指派11名工程师级的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

但是，两位辩护律师却发现了破绽————在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上，仅仅记载了离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迹遗留的泥土，并没包括“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那么，这两处的泥土从哪里来的呢？

杜培武当庭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见的伤情，并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拍摄的照片，以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但公诉人说，当时没有拍过照片。

面对眼前的窘境，审判长宣布休庭。

1999年1月15日，昆明中院第二次开庭。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公诉机关弄来了一份《补充现场勘验笔录》，“补足”了原来没有的“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泥土记录。

辩护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种严重违反程序、恣意“创造证据”的行为，恰恰说明本案根本就没有证据！

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这一次，公诉人说，照片找不到了。

见此情景，杜培武转而对审判长说：“我还有他们刑讯逼供的证据！”只见他解开风衣，从裤子里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让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

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地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

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点击阅读：体制内潜规则大全（超实用）

死亡倒计时

［在我被冤死之前，我想把自己的肾脏卖掉，把钱留给睿睿，……本来，我想把眼角膜也卖掉，但我又想要留着眼睛，在阴间我要睁着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特别是看到那些制造冤案的人遭到报应，受到惩罚。我始终坚信，是冤案总会查清的，只要天地还有公理，即使活着看不到冤案昭雪，死后天地也会还我一个公道。]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月1日，审判长到看守所向杜培武宣判时说：“你现在把枪交出来，我改判你死缓。”

杜培武接过判决书，泪水模糊了双眼。他都不相信事情真的会变成这样。在无边的绝望之中，杜培武仿佛听到了“死亡倒计时”的钟声。他开始不停地写遗书，期待有朝一日，世人能知道他被冤死的悲惨经历。

他说，死亡的阴影紧紧地抓住他。极度的恐惧使他经常从恶梦中突然惊醒。只要一听到铁门的响声，他就会浑身发抖，以为要送他去刑场……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杜培武随后被投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我一个无辜的家庭，一半毁在罪犯的手里，一半毁在司法腐败的手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杨等7人已被处决)。当杨天勇的保险柜被打开后，此前办理杜培武案件的有关人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致“二王”死命的那把“七七”式手枪，赫然躺在保险柜里！

据杨天勇等人供述，1998年4月20日晚上8时，他与滕典东、杨明才三人身着警服，驾车来到昆明市郊区的海埂，见一辆昌河牌微型面包车停在那里，便自称缉毒警察上前敲门，车内的王晓湘说：“我们也是公安局的。”杨天勇用一只“五四”手枪指着，要铐他们，王晓湘不让，要打电话给局长。杨明才一把夺过手机，将王晓湘、王俊波铐在车上，杨天勇抢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用该枪将“二王”打死……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

宣判那天，辩护律师杨松被请到监狱做杜培武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反常的情绪，只是默默地流泪。实在太冤了！”杨松说。

［爸爸曾在法庭上告诉我，要相信法律。事实上，我自始至终对法律都是相信的。但是，对于执行法律的某些腐败分子(也就是那些用暴力制造冤案的人)……］

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

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构成轻伤。

赔偿也是艰难的，按照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国家赔偿标准，杜只能获得不足3万元的赔偿。

这位34岁的山东汉子，8岁时随父母来到春城，1995年考入云南省公安学校，与王俊波同在一个学员队，王晓湘则比他低了一级。案发时，儿子睿睿还不到3岁。对于妻子与王俊波的婚外情，杜培武浑然不觉。

“恨她吗？”“恨不起来。”杜培武拿出王晓湘的照片说，有时候，他会独自到晓湘的墓前坐上一会儿，给她说说孩子的事情，告诉她凶手已经抓到了。“我想，她能听到的……”